腐败高发区的副秘书长们

　　他们参与决策，却无太多发言权;他们出入各种场合，却多隐居幕后;他们了解各路信息，却对一切似乎浑然不觉;没有太多行政职权，却也能八面玲珑地协调各方……

　　他们是一个特殊、低调的群体，外界能说清楚他们工作的人不多，但他们就是副秘书长。

　　近几年，副秘书长这一职位似乎突然成为腐败高发的“重灾区”。截至去年底，全国仅省委、省政府一级就有8名副秘书长落马，其中最高受贿金额达4700余万元。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案件查办的滞后性，大多在副秘书长岗位上落马的官员，其贪腐事实往往发生在上任之前，将副秘书长与贪腐直接划上等号显然也是一种误读。

　　副秘书长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官?他们又为何会处在腐败高发区?

　　哪些人在当副秘书长?

　　从任职条件来看，上任一年的陈副秘书长的切身感受是4条：“首先是忠诚;第二是灵活，协调能力要强;再次要博学，最好在多个岗位上轮岗锻炼过;最后情商一定要高，如果副秘书长把所有部门得罪完了，什么事都做不了。”

　　从来源渠道看，梳理部分省市党政副秘书长可以发现，尽管副秘书长大多都是副厅或副处，但省级副秘书长很少从处级干部直接提拔，市级副秘书长很少从科级干部中直接提拔。

　　据了解，副秘书长来源渠道主要有两个：一是下级党政机关以及各部门副职，一是从办公厅(室)副主任直接升任副秘书长。有观察人士称，“后者能占一半”。

　　少数党政副秘书长甚至担任过市长、县长或者部门正职。2010年任安徽省政府副秘书长的刘建，此前就担任过亳州、淮南两市市长以及安徽省民政厅厅长。

　　从任命情况看，担任副秘书长者既有培养重用的干部，也有安置过渡的情形。这是因为副秘书长岗位既有“成长性”，也具“安置性”。

　　“成长性”是因为副秘书长既能接触、熟悉全局工作，又要做很多具体操作性工作，能全方位锻炼干部。所以担任此职务的年轻官员，往往是领导看重着意栽培者。有官场中人称：“这个岗位是高级干部后备队，只要不出问题仕途都会比较好。”2009年，四川省曾面向全国统筹公开选拔县级领导干部，内江市政府副秘书长、巴中市委副秘书长等职位出奇“火爆”，前者报名人数达到125人，可见报名者对副秘书长这一职务的“高看一眼”。

　　“安置性”则是因为副秘书长有职无权，“一些不好安排的干部担任此职务各方都会比较容易接受，部分地方就将副秘书长作为‘安排人’的岗位。”

　　“组织上给一个职务上的过渡，使其慢慢感受到权力的减少。在担任副秘书长期间，求办事的少了，但走到外面仍是个领导，脸上还有光彩。”相关专家分析称。一位政府副秘书长就曾告诉记者，他的前任调走后副秘书长头衔仍然没有免，成了一种待遇。

　　这种安排或是作为“避风港”用来安置那些被问责等官员，或作为一种待遇用来安置老干部，腾出位置给年轻官员解决职务问题，或成为提升更高职务前的一个过渡。当然，这里面也不排除一种情况，即官员被调查处理的前奏，“放到一个没有绝对实权的岗位，淡化被查处影响”。

　　副秘书长既可以说是提拔重用，也可以说是虚职赋闲，他们的仕途也就各不相同。2008年湖南省政府任命10位副秘书长，5年后升迁者3人，排名第一的副秘书长刘明欣今年4月升任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厅长，李皋2011年调任国家信访局副局长，谈敬纯今年3月任湖南省司法厅厅长。调动者仅为副秘书长兼研究室主任的刘庆选。今年4月，他被任命为湖南省委巡视第三组组长。其余5名副秘书长职位虽未变，但也稍有进步。1人在2011年递补为湖南省委委员，2人先后兼任湖南省政府经济研究信息中心党组书记。只有1人在2012年底被免职。

　　经济与问题导向的兼职

　　担任副秘书长的，还有一种情形——兼职。

　　实际工作中，副秘书长分为专职与兼职两类。兼职副秘书长在副秘书长群体中占的比例不小。但谁来兼任副秘书长没有严格规定，越往下走越庞杂。

　　国务院一般由国家信访总局局长和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兼任副秘书长。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兼任的情况出现在2002年。这被解读为能更好发挥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接待、服务功能。6年后，为解决日益复杂的信访难题，王学军又被任命为国务院副秘书长兼任国家信访总局局长。最新的情况是，今年4月新上任的国务院副秘书长汪永清，同时担任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秘书长。这还属首例。

　　信访问题一般都会牵扯到多个部门，处理起来比较棘手，因此某些相关职能部门常常会推诿责任，将上访者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使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甚至还会引发一些群体性事件。兼任前，信访部门与相关部门协调时往往处于弱势，“协调不动”。兼任后，“有了副秘书长这顶帽子，便能以政府领导的名义出面说话，协调各部门”。

　　不过，“现在各地的信访问题因为加设了副秘书长而减少了吗?没有。”相关专家称，以较高职位压倒较低职位以解决某些问题的做法，最终会落入“人治”陷阱。

　　相对解决问题，推动政府中心工作更普遍。园区建设、招商引资是当下各地政府的大事，因此政府副秘书长兼招商局长的不少。“招商引资不仅要招来，还要落地。这就涉及众多部门，如果走程序时间太长，企业就不愿意。副秘书长兼至少能召开协调会，现场办公。”一位地级市政府副秘书长对此有切身体会。他还告诉记者，该市还有一位副秘书长兼任旅游局局长，这是因为该市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产业是重点发展的支柱产业，“副秘书长兼任，能体现政府对这个产业的重视”。

　　不久前因不雅照事件请辞的西南证券董事长罗广，就曾在2005年到2012年任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兼市政府金融办主任。当时，重庆正推行政府主导的大规模经济城市建设，这其中最关键环节是“钱从哪儿来”。重庆成立了八大城建融资平台，通过运作土地等国有资产借鸡下蛋。要做到这点，由副秘书长兼金融办主任，能高效处理资本运作中的一系列问题。

　　此外，兼任省级政府副秘书长还可能是发改委主任、计生委主任、驻京办主任、安监局局长等，各地各有特色。而到了市级，兼任市级政府副秘书长的部门就更宽泛了。从旅游局长、招商局长到执法局长、仲裁委主任再到国企老总，几乎所有岗位都能找到兼任副秘书长的案例。

　　梳理省市两级兼任政府副秘书长状况，会发现兼任者基本来自经济、建设领域，民生、社会领域的较少。显然，副秘书长兼职带有明显的经济导向和问题导向。在这里面，副秘书长发挥作用的例子就有兼任上海世博局局长的上海市政府常务副秘书长洪浩。2007年，洪浩兼任世博局局长，面临的不仅是建设期需要协调各个部门、各个地方场馆进展，展览期还需与来自各国的场馆馆长协作，其工作量之大，从世博局内设31个部门就可见一斑。尽管世博会试运营后，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评价为“漏洞百出，狼狈不堪”，但最后也得到了“开局良好，运转有序”的肯定。

　　“影响不大”的“瘦身令”

　　副秘书长来源的多元，让这个岗位的职数备受外界关注，但说得清楚的却很少。

　　“市委、市政府副秘书长一起，就十几位吧。”某市政府的陈副秘书长只愿意提供模糊数据。前几年舆论对副秘书长职数的追问，让其成了一个敏感词，众多地方不愿公布。

　　陈副秘书长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最初接触副秘书长时，远没有现在这么多，感觉他们与办公室秘书角色相差不多。到了九十年代，随着政府职能扩张、领导管理面增大，以及专职与兼职并设，副秘书长越设越多。

　　2008年，国务院就对国务院副秘书长进行过一次少有的大调整，由原来规定的5名扩充为9名。而辽宁省政府副秘书长则从1997年的3名增加到2000年的8名，再增加到2002年的9名，一路扩充。

　　由于当时中央对地方副秘书长职数没有硬性规定，各地不仅扩张职数，超编现象更为严重。2008年，辽宁铁岭9名副市长居然设有20名副秘书长，河南新乡11名副市长设有16名副秘书长。这最终在2008年引起舆论关注。“晒晒副职官员”在媒体、网络上刮起，众多地方政府陷入舆论漩涡。

　　2009年，中组部下达副秘书长“瘦身令”，规定县级政府不设秘书长、副秘书长，省市政府副秘书长职数不得超过领导班子副职职数。可实际上，数位副秘书长均认为“‘瘦身令’影响不大”。

　　2011年，《法制日报》就曾报道福建“瘦身令”两年未有所动，9个设区市只有2个政府副秘书长的职数在10人以下，其余均在10人以上，有两个地市甚至设有15名副秘书长。

　　记者通过各种渠道梳理部分城市政府副秘书长，发现超过副市长职数的情况仍不少。南京市政府除近期被查的副秘书长汪扬外，还有10名专职副秘书长、2名兼职副秘书长，其副市长为10人。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就此建议，政府副秘书长实职和兼职要区别对待，不能“浑水摸鱼”，编制超标，浪费的也是纳税人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