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满芒夏：还乡、割麦、大思凡

　　两场雪后三遍水：返青、壮苗、上浆，麦子熟了。

　　这是簌簌衣襟落枣花的季节，这是家家打麦趁晴明的季节，知了不在城市里叫夏，

　　汛雨不在马路上肥鱼。夏满芒夏，夏归何处?

　　土地是千百年农民的唯一宗教，劳作是他们的诗歌与舞蹈，如今我们远离尘嚣，重新进入土地，重新发掘土地上曾有的庄严与喜悦。

　　麦田上的主人与客人

　　半年不曾回乡，十年不回麦田，那些翠绿金黄的记忆被时光晕染，让我的记忆也逐渐模糊。

　　不逢麦田十年，我在今年收获的季节回到家乡。责任田早已转租出去，一小块自留地上的麦子让我重新回到了农耕时代。

　　自留地只有八分，联合收割机是开不进去了，我和父亲决定拿起镰刀，重新体验多年前的割麦记忆。

　　麦浪涌过，父亲眯着眼，大拇指轻轻剐一下镰刀的利刃，吐出两个字：“割吧。”之后便埋下腰去，将大把的麦子拥揽入怀。此时父亲手里的镰刀变成了一条行走如风的蛇，“嚓嚓嚓”，发出欢快的脆响，密不透风的麦田里闪开了一条笔直的通道。我紧随其后，没多久就汗水浸眼，气喘吁吁，只觉得手拙镰钝。

　　硬撑了两遭，到了地头我便一屁股坐下。空旷的麦田成为骄阳火力倾泻的目标，我前额的头发和后背的衣服都黏黏糊糊，脸颊、脖子、手背，所有裸露的地方都沾满黑乎乎的麦锈，汗水一浸蚀，如针扎蚊叮。父亲也停下来，吸烟。他手里搓捻着一穗麦子，吹开掌心里的麸糠，捻着一撮粉白匀溜的麦粒说道：“真成!”

　　他的眼神温柔而生动。他这代人对饥饿的记忆可谓刻骨铭心。即便是自己还做着小买卖，在他看来也比不上家里满缸满囤更叫人踏实。

　　他掐灭烟头，依旧是那两个字：“割吧。”似乎在自言自语，却又不容置疑。接着他便俯身前行。我不敢怠慢，更不愿意叫父亲觉得自己除了读书、写字之外便百无一用。

　　热气熏蒸，人困马乏，我真有种虚脱的感觉，不停“咕咚咕咚”地喝水。一壶凉茶，那是我们爷儿俩一天的给养，父亲没怎么喝，差不多都被我喝光了。

　　在父亲依然左冲右突、快意杀伐时，我的目光落在他呼呼生风的镰刀上。我觉得终于找到了自己表现如此不堪的原因。其实我一直就对自己镰刀的锋利与否心存疑问。我觉得父亲的那把削铁如泥，而我的则钝似木刀。于是就和他交换了手里的家伙。当父亲那把所向披靡的镰刀握在我的手中时，还是一如既往的笨重无比。我那把到了父亲的手上，他依然身手矫健，高歌猛进。

　　劳作是拒绝诗情的，李健的《风吹麦浪》引起共鸣的只是那些已远离劳作的进城者，我的父亲不需要这种柔软的抒情。

　　父亲已逐渐苍老，但他依旧是这片土地的主人，他熟悉这片土地的所有情绪：严肃、残酷、奉献、牺牲，而我即便年轻，却已经远离了乡村与土地，成了一个身份模糊的异乡人。

　　礼失求诸野，乡野何处?

　　乡村逐渐成为城市人的疗伤会所。近年来传媒上也在传播着城里人一种伪乡村情结。他们对乡村的体验只限于农家乐和山间别墅。到了农村，洗澡怎么办，上厕所习不习惯，等等。当然，几十万就能解决下水道问题。那么，寂寞呢，在乡下能耐得住寂寞吗?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城市人对乡村的感情就像对“小芳”，“小芳”尽管清新可人，消费一把，始乱终弃，最终还是投向现代化“女郎”的怀抱。所以城市人真爱乡村，要先给“小芳”正名，给现代化“女郎”去魅。

　　曾经的乡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原乡，多少才俊士子咸出于此。

　　城市代表先进的东西，代表现代化，代表有文化。乡村是现代化和有文化的反义词。至少当下的中国乡村如此。

　　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来自civility(礼仪)。文明似乎来源于礼仪。城市代表文明，农村代表野蛮。至少欧洲人这么认为。

　　但史上中国乡村不是这样的，它是礼仪的发源地，是传统伦理的根基，也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发源地。

　　《白鹿原》中的乡绅朱先生调解白家与鹿家纠纷的桥段很有说明性。朱先生劝诗曰：倚势恃强压对方，打斗诉讼两败伤;为富思仁兼重义，谦让一步宽十丈。一场纠纷就这样在双方乡贤的劝导下平息了。

　　皇权与绅权的对峙维持了二千年安定。《白鹿原》前半段描述了这个“无讼社会”。铲除罂粟时官家人在一旁站着，由乡绅朱先生下令执行。官权与绅权就是这样配合默契。西方传教士初到中国发现这里没有一个警察仍能安定。

　　而到今天，我们发现，维系乡村纽带的仪式、伦理已经消亡殆尽，乡村不再干净：从精神到硬件。所有的年轻人都渴望逃离农村，所有的年轻人都要在城市中买房，他们宁愿漂泊，不愿固守，因为守候是一件无望的事情。

　　孔子云：“礼失求诸野”，在两千年之后，这条文化回归的途径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如果乡野不在了，我们又去哪里寻找。

　　■延伸阅读

　　麦子的风雅颂：小麦与江河文明

　　麦子也是一个舶来品。中原的原始农作物为禾(今粟谷)，一个可以佐证这个说法的一个文化现像是，早期中国汉字中与农作物相关的汉字的偏旁都是禾而不是麦。如黍、稷、秫等。

　　《诗·周颂·思文》里说“思为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尔极。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无比疆尔界，陈常于时夏。”说是后稷时“天帝”给他“来牟”种子。让他引种于中原大地，从此这一作物不再有此疆彼界，推广开来。

　　此处之“来牟”二字，汉代的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解释为：“来，周所受瑞麦。来牟也，二麦一锋，象其芒束之形。天所来也，故为行来之来。”

　　麦子改变中国历史。如果我们一手拿着《简明中国通史》，一手拿着农业区域经济地图对照，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小麦种植业与古代社会动乱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

　　农民起义的爆发地几乎全部集中在安徽、河南、山东、陕西等地。而这些地区恰好是处于黄河中下游流域，是中国小麦种植历史最悠久的地区。

　　更糟的是，黄河流域气候干燥，降雨不足，农业生产主要依靠灌溉。干燥的环境使水分蒸发得非常快，碱性的黄土失去水分之后容易产生结晶，造成土地盐碱化，土壤肥力大幅度降低，一年比一年贫瘠，以至于不能耕种。

　　原本产量就不高的耕地不断减少，土地兼并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最终导致了激烈的社会政治冲突——农民起义。

　　天灾、战争，历史在不断的循环，江河文明在逐渐贫瘠的土地上江河日下，随之而来的，海洋文明开始席卷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