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复制的吴仁宝

　　中国有数十万个村庄，但没有哪个老村支书的去世，像吴仁宝这样轰动。

　　华西村，一个几乎不能再被复制的中国经济神话。吴仁宝，这个曾经掌权华西村约半个世纪的掌门，用“中国特色”缔造了集体经济的奇迹，也留下了巨大的争议。

　　对于外界的关注和争议，吴仁宝一直很坦然，正如他在84岁时对媒体所说的，“当一个村庄的名字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紧密相连的时候，它所承载的，已不单纯是个体命运的沉浮，而是整个时代的生动缩影。”

　　随着“后集体主义时代”的到来，以及作为华西村精神和物质领袖的吴仁宝的去世，他的后继者如何安排吴仁宝留下的政治、经济乃至道德遗产?华西村的传奇还能持续多久?

　　吴仁宝的“典型”红利：

　　用政治优势为经济服务

　　在不少表述中，华西村被称为“独立王国”，而吴仁宝则是“国君”——然而，的确也正是这位“独裁者”，数次把握住政治脉搏，并将其转化为经济优势，从而促成了华西村的种种奇迹。

　　这名只念了几年私塾的村支书，靠多年读报、看《新闻联播》，学会了把握政治脉搏。自从家里有了电视机后，每天晚上吴仁宝肯定一分不落地看《新闻联播》，没有人敢打扰，每天早晨，他也会坚持收听《新闻和报纸摘要》。

　　自学成才的吴仁宝领悟出，“跟上面保持一致”是为华西村争取上级支持的精髓，但吸引上级注意的关键，则是树立典型。

　　事实上，从1961年出任华西村首任村支书起，吴仁宝就给群众留下了“人很精明”的印象。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刊发《大寨之路》，吴仁宝在群众大会上朗读了这篇文章，此后多次强调，大寨的陈永贵是自己的“偶像”。

　　他开始带领村民改变华西村的自然环境，包括平整散落分布的1300多块田地，修整40多条河沟。这让华西村很快成为全国学大寨的典型，“你看吴仁宝捋着袖子，赤着脚，手上的老茧有铜钱厚。”1969年，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曾在华西村召开的一次大队党支部书记座谈会上，揪住一位穿戴整齐的书记“开骂”。

　　而争当典型的同时，吴仁宝没有停止搞“小动作”。就在被许世友大力表扬的当年，吴仁宝已经抽调20人，在村里偷偷办起了小五金厂——正是这个隐姓埋名的小五金厂，后来为华西村创造了百万利润，200多户社员全部住进新盖的瓦房。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当分田到户、土地承包流行时，吴仁宝说了句“领会中央政策，闷声发大财”，继续他的集体经济“副业”。

　　而1992年则成为华西村完成原始积累的重要节点。吴仁宝“一个会议赚了一个亿”的传说广为流传：这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后，吴仁宝在次日凌晨3点召开了村领导大会。他判断，全国经济要有大发展。此前一直坚持不借债经营思路的他要求动员一切资金，囤积3个月的原材料。“3个月后，华西村每吨6000多元购进的铝锭，涨到了1.8万元。”

　　随后，华西村的集体经济保持着迅猛增长的势头。1999年，华西村在国内A股市场上市，开创“村庄上市”的先例。村子面积扩展到30平方公里，人口达到3万多人，越来越多的媒体开始用“天下第一村”来形容它。

　　而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典型”身份为华西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对此， 这位操着一口江阴土话、头脑精明的老支书并不避讳，“政治优势要为经济建设服务，这一点是华西村从来没有动摇过的”。

　　吴仁宝的聪明之处还在于，“他并不是照搬这些政策，而是把新的东西，马上用他的语言，与华西村挂上钩”，例如中央讲“一国两制”，华西村则提出“一村两制”(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讲到小康，吴仁宝则要求100户实现“大康”，1000户实现“中康”，其余都实现“小康”。

　　即使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吴仁宝也没有放下对政治的关注，华西村副书记孙海燕介绍，去世前，吴仁宝还坚持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把全国两会的精神念给他听。

　　吴仁宝的遗产：

　　关在笼子里的“幸福”

　　2003年，《南方周末》的一篇报道曾在最后追问华西村，什么是幸福?

　　从安徽鹤山来打工的余红银说：“幸福就是当个华西村村民。”不过，很多华西村民却很难向她解释，自己为什么不够幸福。

　　长久以来，华西村的分配制度一直秘而不宣，外人对其只是了解皮毛，只知道村民有房、有车、有钱，而不知，“我们的房子、车子都是集体的，数百万奖金也只是纸上富贵，若离开华西村，就必须净身出户。”

　　在华西村里，个人的收入分为工资和奖金部分，工资很低，主要靠奖金，中心村人均奖金大概10万元左右，但每年的奖金只能领取20%做生活之用。

　　华西村每个村属企业都设立盈利指标，实行“二八开”与“一三三三”的分配机制。即超指标部分实行“二八开”，即20%留在企业投入再生产，80%用作奖金分配。而这些奖金则实行“一三三三”机制，具体是，10%奖给厂长，30%奖给厂经营班子，30%奖给职工，结余的30%留在企业作为公共积累。

　　华西中心村有一个天才资金管理链，让每个人都成为集体系统的齿轮。在享受一定层次的生活水平下，牢牢套住每个人的股金。

　　现实的难题是，虽然外面物价已经翻了几番，但这种分配制度十几年没有变化。近年来，财富正逐渐向吴家集中。在华西村提供的一份“华西特刊”上，华西村88位先进人物头像排成“金字塔”状，吴仁宝一家22人处在“金字塔”的顶端。一家三代人几乎都担任了重要的领导岗位。根据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怡的研究数据，吴仁宝四个儿子可以支配的可用资金占华西村总量的90.7%。

　　一位当地政界人士说，华西村坚持集体经济路线，如今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此为由头，轻易地去兼并邻村，获取大量的土地，转为工业、商业用地，在苏南，土地即意味着财路。“挟集体经济之名，华西获得了更多政府给予的机会和财路。”

　　比经济控制更厉害的，是华西村的思想控制。

　　理论上，华西村禁止夜生活，老书记吴仁宝说：“华西两个不好，一个是不能赌钱，一个不能讨两个老婆。从1989年，华西村就成立了精神文明开发公司。这个公司负责全村的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用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武装村民头脑”。

　　吴仁宝曾经对“幸福”的定义做出这样的解释：幸福是“五子”，车子、房子、票子、孩子、面子。该说法随后被写进党委会的工作报告，被编成戏剧，在村民大会上反复演出，即使在吴仁宝去世后，华西村官网的首页，仍然保留着这一解释。

　　但是否这样就幸福?在华西村怪异的村制下，中心村、周边村、外来工，就像华西村的三重世界，各自都有各自的诉求和忧愁。在自由和物质分配之间，每个人都有自己适用的平衡点，但似乎都不让人满意。

　　没了吴仁宝的华西村，还有“中国梦”吗?

　　可以说，吴仁宝缔造了一个“中国农民”的传奇。用当下时兴的说法，他带领华西村做了一个中国农民轰轰烈烈、波澜壮阔的“中国梦”。

　　在中金在线发起的一项在线调查中，有超过80%的参与者投票认为“华西村传奇将会延续下去”。

　　但业内人士对华西村的发展前景并不乐观。长江证券分析师雷玉认为，灵魂人物吴仁宝的离世，在中长期内或许会对华西集团的经营造成影响。

　　科学院研究员党国英分析称，华西村这些坚持集体经济的村庄之所以发达有着特殊发展模式与背景，从理论上来讲，这种模式不具有广泛推广、复制的意义。而领导人的去留对村庄未来的命运会有重大影响。

　　“转型”最近几年在华西村一直是重大命题，从2009年开始，像钢厂、纺织厂、化纤厂等华西村“看家”产业，订单都在减少。

　　华西村新书记、吴仁宝之子吴协恩，将旅游、金融、海洋运输等服务业提到了华西村半壁江山的位置，并重点建设了一批特色景点。

　　除了新农村大楼外，还修建了山寨版的天安门、长城、凯旋门……并从美国麦道、法国欧直分别购买了两架先进的直升机，开辟了“空中游华西”的新路线。一个“特立独行”的中国乡村，转化为一场特色旅游。

　　誉满天下，谤亦随之。有着“天下第一村”之称的华西村，繁荣还能持续多久?

　　对华西村的质疑声音从来没有沉寂过。大量乡镇企业倒闭，为何华西村这些乡镇企业能够发展?支持华西村的一种观点认为，是因为他们没有搞联产承包责任制、坚持人民公社制度，所以发展好。

　　与此相反的观点则认为，类似华西村这样的明星村富裕起来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搞土地大包干，而是因为他们有了乡镇企业，工业发展了才允许他们对农业进行补贴，把集体耕作方式坚持下来，靠工业养了效率较低的农业，如果全国都这样，不搞承包制的话，那中国农业岌岌可危。

　　华西村现在占地三十平方公里，如果按照一般的城市标准，可以至少容纳三十万人，现在华西村已经不是农村而是城市，农业几乎没有了。“它的容纳能力其实是很低的，简单说在这么优质土地的一块地方，土地利用率其实不高。”

　　党国英提出，像华西、南街这样的明星村，应该是农村城市化的榜样，而不是农村建设的榜样。应该先行“村改市”试点，“因为这些村已经有数万人口，如果按照城市标准去建设，未来的发展情形会有很大的不同。”

　　吴仁宝 “强人治村”模式的背后，也是公众对于华西村村务、财务、基层民主等诸多问题的关注与疑虑。华西村毕竟不是吴仁宝一个人的“土围子”，从去年连吴仁宝的孙女吴芳任江阴市副市长也曾引发不小关注就可见一斑。如何更好地实现对基层权力的监督，究竟怎样实现中国乡村的良好治理，华西村到底是共同富裕的范本，还是集体农庄的虚妄，在剥离“吴仁宝”的个人标签后，华西模式能提供的范本价值究竟几何，值得今人好好掂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