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们的狱中书信

        他们都曾叱咤风云，如今都锒铛入狱，他们选择了同样原始但几乎是唯一有效的方式：写信，向外表达内心的呼喊。

　　从牟其中，到顾雏军，再到黄光裕……这些人一度占据各类财富榜单、是中国商界翻云覆雨的人物，却陆续因商业诈骗、操纵股市、偷税漏税等违法乱纪行为锒铛入狱，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以书信的形式向外界表达自己内心最原始、最真实的呼喊：兰世立留下绝望透顶的“遗书”，黄光裕送出情真意切的道歉和感谢信，牟其中写就针砭时弊的“狱中书简”，顾雏军发出义正词严的抗辩书……

　　透过这些狱中来信，人们看到的既有一贯的雄辩甚至病态的狂妄，也有幡然的醒悟与深刻的忏悔。而这些，都是这些企业家最真实的情绪体现。在铁窗高墙的那一端，那些身陷囹圄的商业枭雄们内心深处在想些什么？经历过如此巨大落差后，他们究竟如何看待浮云般的“前尘往事”？

“困于牢笼”的日子

　　有人说：中国的企业家是改革开放的“试错品”。这话言之有理。

　　２０１１年春节期间，东星集团博客上突然公开了一封原东星航空董事长兰世立的“遗书”，由此这位已经淡出人们视线多时的争议人物再度引起业内关注。在兰世立的笔下，监狱生活有如噩梦一般——

　　“我现在的病情，可能会随时导致瘫痪、神经、死亡……我现在的病情已经导致一个多月不能进食，连饮水都成了问题，仅靠葡萄糖、盐水来维持生命，这样能维持多久呢？”兰世立在信中悲愤的写道。除了病情，他还担心自己可能会“头痛死”或“呕吐死”，自从监狱给亲属发出等同于“死亡通知”的《病危通知》后，他“已感觉到死神已经在向我走来，越来越近……”他对监狱的各种做法充满质疑。

　　兰世立的境遇还有待证实。从客观上来说，狱中企业家的日子与其他大多数同监犯人并无多大区别，甚至可能因为身份特殊的原因，在狱中的待遇优于其他普通犯人。每天吃饭、劳动、睡觉、读书、看报、思考的生活，看似安逸悠闲，实则枯燥而单调。尤其是对于这些胸怀鸿鹄之志欲上九天揽月的“鲲鹏”而言，困于牢笼的日子，简直跟等死没有区别。

    黄光裕入狱后，只是隔三岔五有与其相关的传闻出现。先是他入狱之初，有消息称他因经济问题在接受调查后不堪压力，在看守所内企图割腕自杀，幸亏被看守所警员及时发现抢救过来。“黄光裕自杀黑幕重重”、“黄光裕受外界压力被迫自杀”等谣言四起，以致黄光裕不得不通过中间人向外界解释：“我从来没有自杀过。”并反问道：“我的命就这么不值钱吗？”

　　当黄家与国美董事会的夺权战争进入胶着状态时，又风传黄光裕遥控亲信正四处活动筹集资金的消息，他本人只好再次辟谣，声明并没有专门做资金准备，而且精神状态还不错，体态没胖也没瘦，并非外界传闻的消瘦、憔悴。

从“硬汉”变成了“祥林嫂”

　　尽管在狱中呆了十几年，牟其中仍然如祥林嫂一样喋喋不休地向外界申诉着自己的“冤情”。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在一份传出的“狱中书简”中，他大篇幅引用旁人的言行来反证自己的无辜：“公、检、法三家的具体办案人员一直站在我们一边，一直不停地为我们申诉，为了彰显法治，追求公平、正义，甚至寻求媒体监督的支持。”而且，他还透露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人在２００３年底曾做出要求在法院系统依法处理的批示。“没有中央的这一原则规定，没有办案人员顶住巨大压力的据理力争，我案的申诉不可到今天的地步。”
 

　　这些不同形式的支持与关切令牟其中对“平反”信心十足，他甚至要求司法部门能在媒体的新闻监督之下维持最起码的人权与法治尊严，“要求把全社会高度关注的牟其中案件审完，得出结论，让全社会在电视机前或网络视频上，从公开再审牟其中的法庭上，判断牟其中究竟是有罪还是有功？”

　　２００６年３月，顾雏军的狱中来信——《科龙背后的故事》盛行网络：他从科龙停牌事件回顾、立案调查的依据不足、虚构的２．７６亿美元的担保函、幕后黑手四个方面逐条批驳，论据充足，逻辑严密，简直就是一封无罪辩护申诉书。在此之前，顾雏军曾主动给地方政府官员写信，表示认罪且希望保留企业。对照来看，此前的那封信显然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违心话，反抗、不服才是他的真性情。

　　而在兰世立长达５３００多字的“遗书”中，兰以不小的篇幅向女儿倾诉并喊冤叫屈：“你的父亲没有破产，而被那些坏人抢劫后所制造的‘假破产’。你父亲更没有犯罪，而是那些坏人为了掩盖他们抢劫我们航空公司的丑行而诬陷的……”

　　信中，他不改自己的“狂人”本色：“无论他们将我们所建的中国东星大厦改成什么名称，谁也改变不了这是东星人在武汉人民心中树起的丰碑。不管他们把东星航空的飞机换成什么颜色，都影响不了东星人在中国民航史上光辉的一页……”

微妙的变化

　　在充满失落、抱怨、愤怒甚至绝望意味的鸣冤叫屈之后，人们在信中欣喜的读到了关于反思和感恩的字眼。令人大感意外的当属黄光裕的道歉和感谢信。其悔恨难当的心境和言辞恳切的文字，与以往不可一世、蛮横霸道的“教父”形象完全判若两人。

　　２０１０年９月５日，在８月３０日的终审判决之后，黄光裕向社会和公众表达了深深的忏悔之意。他在第一句话就表明态度：“我尊重人民法院的判决结果。我真诚地向关心我、爱护我和帮助过我的人郑重道歉！”然后，他的感恩之心开始泛滥：“感谢国家和政府尽最大的可能保护了国美，帮助企业恢复正常运转；感谢管理团队和广大员工，他们为国美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民族企业做出了持久贡献；感谢全国消费者、海内外股东、供应商、银行、媒体等社会各界朋友。”

　　随后，黄光裕表达了对父母、妻子、孩子、妹妹及其他亲友的思念之情，对于众人为他承受的巨大煎熬和痛苦，他痛心疾首，充满悔恨。言词十分恳切、动情。

　　在通篇的怨恨之中，兰世立的“遗书”还有脉脉温情。开篇就以“亲爱的”这种含情脉脉的问候向太太、女儿、东星员工、母校武汉大学表达感激之情。

　　为表感激之情，兰世立还在“遗嘱”中作如下分配：将遗产分为三等份：一份留给太太、女儿作生活之用；一份留给在职的东星员工共享，作为东星事业发展的资本，如果有一天确信东星已无存在的必要了，就将所剩资产全部捐给慈善机构；最后一份捐给武汉大学校友总会，以鼓励成绩优异的武大学子。最令人震撼的是，他还希望将遗体捐献给武大生物标本馆作为科学研究之用。

　　牟其中的言辞倒是舒缓许多，他的反思、忏悔远多于感恩：“唯一感到遗憾的是对家人、朋友正常人生道路的冲击，不能尽父亲、丈夫、朋友的人伦责任。”对于员工，他认为南德的管理方式无意中伤害了不少满腔热情的员工，不免对习惯于工业文明生产方式管理原则的员工产生伤害，“这是我至今引以为憾的。”

　　以上的所有关于感恩和忏悔的文字，如果不标注企业家的名字并证实系亲笔所写，恐怕所有人都难以对号入座，这与他们昔日威风八面、目空一切的风格相距甚远。

一纸何轻，雄心未泯

　　黄光裕那封信的最后一句话，甚至让我们联想起我们年少时在学校里犯错的时候写过的那些“检讨书”：“我将从现在开始，以实际行动争取早日重返社会，更好地担负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为国家和社会再做出应有的贡献！”但这种高调背后，也掩饰不了黄光裕东山再起的雄心。

　　聪明如黄光裕者当然清楚，他在狱中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接受事实，争取减轻刑罚，尽量防止资产被过多地查没，为出狱后东山再起留下根基。而且，他会尽一切可能遥控局面，牢牢掌握对国美的控制权，甚至与老对头张大中冰释前嫌，赶走陈晓，让他接任国美董事会主席。

　　在兰世立的信中，他对员工满怀期待：“我希望你们仍能团结在一起，把东星的旗帜继续扛下去……只要东星还在，我们就有希望，我们要努力让东星永存，让东星的精神永存……”

　　兰世立文中透露的对个人的遗憾和对员工的期待，恰恰是他欲重树辉煌的最真实最直接的表达。记得在鼎盛时期，他气冲霄汉的公开表示：“如果有一天我什么都没有了，也能轻松地借个几千万重新开始。”不知还有多少人相信他对此依然底气十足，至少他的律师严义明对此满含期待，他说：“毕竟四年之后，兰总的路还要继续走。”

　　在这个竞争惨烈、扑朔迷离的商业年代，入狱企业家名单能轻易列出一长串：铁本的戴国芳、伊利的郑俊怀、爱多的胡志标、德隆的唐万新、大午集团的孙大午、云南红塔的禇时健、三九的赵新先、万国证券的管金生……这些昔日大佬或刑满释放、或保外就医重获自由身之后，几乎都以不同的姿态悉数重出江湖，或许他们无法回到当初的行业地位，市场号召力荡然无存，但这丝毫不影响业界对他们的尊重和期待。

　　对于企业家而言，战斗应该是一种永恒不变的态度。当然，入狱只是战斗过程中的一种磨难与坎坷罢了。其实，是否冤屈不是关键问题，关键在于自己能否从磨难中得到教训和经验，并在以后的事业旅途中避免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