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幼棣：跳不过去的大国医改
１月底，《大国医改》一书进入《光明日报》１月份图书排行榜前十名。
从２００１年至今，朱幼棣在国务院研究院社会政策司司长的岗位上呆了十年，被吴晓波形容为“高级幕僚”。过去几十年从未对现实政策有过公开言论，６１岁这一年，过了退休年龄却依旧在岗的他，却因一本抨击中国医改徘徊不前的《大国医改》，颠覆了他多年谨小慎微的官员形象。
“是因为我们心忧？但我们又没法忧。”
如果不是因为《大国医改》一书，朱幼棣可能没有现在这么“出名”，作为前新华社中央组组长，如今的国务院研究院社会政策司司长，过去从未对政策的现实发表公开文字的朱幼棣，从６１岁开始终于写起了政论。
在网上的公开介绍里，政治身份之外，朱幼棣是一位作家，他出版过《沉默的高原》、《我们家园的紧急报告》等九部小说集和长篇报告文学，其中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温州大爆发》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也撰过大散文风格的《后望书》，而新近的《大国医改》，是他的第一本政论式著作，也成就了他“最痛苦”的一段写作经历。
财经作家吴晓波表示，对朱幼棣写政论一点也不感到诧异，朱幼棣有着１０年采访中央领导的经历，参加过许多中央政策的调研和内参工作，深谙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及背后的利益纠葛，是个“行将绝种的文人官员”。“他一写，就会写出核心问题。”
对于朱幼棣的《后望书》，吴晓波如是评价：“他对人类在大自然面前的盲动十分痛心，在书中，他对很多重大工程项目的批评，堪称史论。这也是一个沉默简单而不善言谈的人，他的书是三十年职业观察的结果。”
“我不想做揭黑类的畅销报道文学。”这个顶发稀疏的司长，说话的时候，眼镜下有一双静默的眼睛，总是若有所思的样子——“但我看到的，是最核心的事实。”
举例，他在《大国医改》一书中直接写道：“有确切的证据表明，药品从生产文号的报批、流通、定价，进入医保目录、药品集中招标‘采购’，进入医院，一直到医生开出处方，几乎每一项行政审批，每一个环节，都有一些潜规则，都可能滋生腐败，弥漫着不正之风。”
“十年徘徊”曾是《大国医改》最初的命名，“表达心中对现实的无奈。”复杂、现实而沉重的题材，使朱幼棣有点筋疲力尽的感觉。
在两年前出版的《后望书》里，朱幼棣记录了很多陈年往事。相较于朱幼棣在工作之余写下的四百万文字，只是很小一部分。反思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如何继承保护和发扬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他一直在回望的主题之一。在记录三门峡大坝使古城潼关毁灭的历史时，他站在黄河边发出感慨，“胸中升起一种苍凉、无奈的情绪”。
而在写完《大国医改》的时候，他感觉“比较伤，很受伤。我想是因为我们心忧？但我们又没法忧的。”
然后他哈哈大笑起来。
“红墙记者”书生梦
做过记者，爱写作的朱幼棣在国务院研究室的主要工作，则是给国务院领导起草讲话，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等等。在《大国医改》之前，朱幼棣的公开作品从未染指过关乎决策层面的现实题材。
“许多问题都‘被一层厚厚的茧’包裹着，只有‘茧被撕破了，那只难看的生物才会钻出来’。”朱幼棣表示。著名的节目主持人白岩松说了一句话，至今使人记忆犹新，即医改方案“看不懂”，“都是中国字，连在一起却没太读懂”。
“如此星辰如此月，与谁指点与谁看？”深入研究，无穷无尽的探寻，我意识到了改革的脆弱。多想个为什么，往往就多给自己寻个烦恼。有些问题不能想得太明白，读懂了，常常感到无奈和忧虑，有一种难以承受之重——这次新医改会不会和前几轮一样，行行复行行，反复再反复呢？朱幼棣在《大国医改》一书中不无忧虑地表示。
比如，“征求意见稿”提出：基本药物由国家实行招标定点生产或集中采购，直接配送，减少中间环节，在合理确定生产环节利润水平基础上统一制定零售价，确保基本药物的生产供应，保障群众基本用药。
每一句话都看上去很美。但细究起来，却隐藏“玄机”，即走向高度的行政化管理，回归计划经济的做法。
１９５０年，朱幼棣出生于浙江黄岩，童年在书香世家度过，长辈亦有很多有名望的官员，１９５７年，他８岁的时候，父亲突然被打成“右派”，在城内教书的母亲被调到乡下小学任教，朱幼棣的生活环境从城市换到了农村。“就在那一年，我的想法一下子就变了，人也成熟了起来。”
当时，朱幼棣的父亲在劳教农场劳动，母亲全身浮肿，得了肝病，医院的治疗手段简陋至极：每天打一针葡萄糖，但母亲竟奇迹般地活过来。朱说，自己也得过急性黄疸肝炎，靠祖父每天两碗的“茵陈汤”，得以康复。
１９８３年，朱幼棣进入新华社，开始其“高级幕僚”的仕途。１９９５年，朱幼棣任职新华社政治室主任“中央组组长”，开始跟着领导去外地考察，后来又在山西省办公厅、国务院扶贫办任职，从２００１年开始担任国务院研究院社会发展司司长。
在医生们开始专注于赚钱的１９９０年代，朱幼棣对医改的想法还比较朴素：“我只是觉得穷人因病致贫是很大的问题。医改能做的，应该是将最穷的人拉一把，这是最应该做的，其他的体制分配也应该这样做。”
朱幼棣曾经在新疆调研，当他看到一个生产队队长家里连一件家具都没有的时候，塞给了生产队长两百块钱，生产队长变得非常激动——他们从来没见过面值１００元的钞票，并要把他们唯一的财产——一只羊，宰杀来招待朱幼棣。
“这些人怎么可能看得起病呢？”朱幼棣回忆起来还很感怀，“即使是一年交几十块钱的‘新农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他们都交不起。我们能不能为穷人提供一些免费的药品？”直到现在，朱还一直在不同的文献中探讨国家基本药物，“免费药”的可能性。
朱幼棣甚至还会怀念“赤脚医生”：“他们的精神和价值取向，即低水平、广覆盖、体现医疗卫生的公平性、医疗卫生服务和药品的可获得性方面，至今仍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潜伏”在真相内部的人
《大国医改》踩到了相关利益部门的痛处，但“老江湖”朱幼棣经验十足。“我写的全部都是事实，但没有点名。他们看了很生气，但又讲不出话来。他跳出来骂，不就承认自己有问题吗？”严谨是朱幼棣所自豪的一个特质：曾经跟着中央领导采访、写稿多年，从来没有出过错。他用“精准”两个字来形容自己的下笔追求。
“这不是归纳文献的工作。”朱幼棣表示，２００４年，朱幼棣对“国家基本药物政策”进行调研，随着调研的深入，他越发体验医改面对的强大而顽固的体制阻力——具体涉及部委的各自为政，部门、权力、药企药商之间的微妙博弈，林林总总。
“让穷人看得起病，让有钱人看得好病。写这个一点也不难，开始动手时，才发现其中的艰苦之处。”书最后取名《大国医改》，朱幼棣表示，也是因为其中涉及的问题众多，迂回复杂的缘故。朱甚至发现，一些震惊全国的劣药事件，从利润链和商品流通的角度，是被各地招标办、医院“逼出来”的。在其他部门牵头的一些相关调研里，他同样发现了大量的，分布在政策、体制、医院、医保等不同领域和层面的，隐秘的事实。
为了分析现状，朱幼棣还会与一些部委官员讨论医改。他会重新考察一些媒体上广为报道的案例，指出社会新闻底下被忽略的关键链条。“有点专业，但我希望能让老百姓看到。看明白了，那某些机构就没办法再忽悠大家了。”
“许多不为世人所知晓的医疗服务中的种种，行业人士沉默，或者遵从了的潜规则。在这一刻，露出了它血色的一角——这也是医疗商业文化中最为阴暗之处，是社会精英和普通民众都不可能想象的。”类似抨击，书中有多处着墨。
朱幼棣是个性情中人，会直接表达情绪。了解到一系列乱象，朱幼棣私下里提起来，甚至会轻声地说一句“他妈的”。但在公开场合少有情绪化的时候。对于各路专家，朱幼棣说自己从来不跟随他们的观点。“我跟他们都很熟，但我不听他们的。”他会直接对一些机构人士和专家直接用“岂有此理！”来评价。
朱幼棣觉得，他更希望看到“集体的努力，去促成每一项关乎社会民生的国家政策”。几年以来，他也通过国务院研究室等渠道，将相关的研读报告递送到中央高层。
朱幼棣从来不觉得“高级幕僚”的角色有多重要。“你不能保证每篇报告都有效果，你写十个有一个有效果就行。你的工作就是这个而已。”
有记者问朱幼棣，在所有身份里，最爱哪个身份？答案是：“专家——搞过农业、铁路、工业、环保、科技，几乎每个领域都跑过一圈，看问题更切中要害，比一般专家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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