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义灭亲”的法理PK

　　日前，最高法最新发布的《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中规定，为鼓励亲友采用“捆绑等手段”举报嫌疑人的行为，将参照法律对犯罪嫌疑人给予适当减刑。

　　消息一出，引发广泛争论，是该“亲亲相隐”，还是该“大义灭亲”？“大义灭亲”有无入法的必要？当法理规则与伦理冲突，最终胜出的是哪一方？　

一封举报信引发的争论

　　至今，高琳仍然难以忘记２０１０年春节。那时的高琳已经记不得，她是多少次去南京市鼓楼区宁海路派出所了。

　　早在此前的半年前，她的丈夫杨龙就因涉嫌重婚罪被宁海路派出所取保候审。现在，经过半年多的侦查后，即将走完最后的司法程序。自己的丈夫是自由，还是坐牢，只在高琳一念之间。

　　高琳举报她的丈夫重婚，已经有近两年的时间了，迟迟没有结果。她正在留学的女儿杨甜甜眼看着母亲快要绝望的时候，终于鼓起勇气，从英国给政府部门写来了举报信，举报她父亲的婚外情行为。

　　从撞见父亲偷情那一刻起，少女杨甜甜便把这个天大的秘密隐藏在心里，希望用她的爱来换回父亲的亲情。但是，父亲却在感情的漩涡中越走越远。当杨甜甜鼓起勇气向纪检部门写举报信的时候，她内心也在祈祷，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极端的方式，让父亲真正“回归”。

　　“哪怕他去坐牢，回来后还是我的父亲。”

　　这是一封特殊的信件。当它在英国被塞进邮筒的一瞬间，就预示了一个三口之家的解体。女儿在英国读书，母亲在南京“疗伤”，同时等待女儿学成归来；父亲也在等待，但他等来的有可能是牢狱之灾。这是一场三个人的战争，之前深受伤害的母女俩将会讨回她们曾经失去的公道，而曾经伤害她们的父亲和丈夫，将在法律的判决面前失去最后的自尊。
　　“现对我父亲杨龙作出举报，这是一个绝望女孩的故事。”

　　几乎在同时，安徽省砀山县上演着相似的一幕。

　　２０１０年大年初一，安徽省砀山县一些单位和居民收到了一封实名举报信，举报该县房产局局长刘江辉有“贪污受贿、嫖娼”等行为。令人惊讶的是，这封举报信竟出自这名局长的前妻张某和１７岁的儿子小刘。

    更出人意料的是，为抓住刘某“贪污受贿”的证据，小刘母子俩２０１０年２月１１日住进了局长办公室，守了室内３个保险柜整整８天时间，小刘母亲甚至用绳子把自己和保险柜捆在一起，要求纪检、检察等部门开柜调查。经清点，柜内有现金、存折、购物卡、古玩玉器以及首饰等财物。母子俩采用如此方式举报至亲，引起轩然大波。

    网友们针对这种“大义灭亲”行为爆发了激烈争论。从跟帖情况看，网友对于小刘告父的行为，支持者少，反对者多。反对者认为，儿子控告父亲，违背伦理纲常，无论如何都是错误的；支持者认为，刘江辉无情无义抛弃妻子，小刘及母亲用检举揭发的方式惩罚刘江辉，完全符合天理人情。

    ２００９年，在李俐涉毒案中，其夫满文军的证言被用来证实妻子的罪行，就曾一度引发激烈的社会讨论。在由类似他一些案件引发的争论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民众认识到了在我国法律中引入“亲亲相隐”制度的必要性。

    最高法的新规出台后，针对这条新闻，某知名网站对于“如何看待鼓励‘大义灭亲’”进行了调查，共有３６５５人进行了投票，支持者占３６．２％，认为这有利于快速侦破案件、节约司法成本，同时也可以使得犯罪的亲友受到更轻处罚，是司法仁慈的体现。不过，有３４．４％的人反对，认为“大义灭亲”有违“亲亲相隐”的传统，而基本伦理的破坏将会生出更大的恶。另有２７％的人从“责罚错位”的角度予以反对。

给犯罪减刑，给人性加刑？

    在搜索引擎中输入“父亲不如西门庆”，首页赫然是济南女孩王静为举报父亲开设的网站，２００５年６月１３日开始，济南的１９岁女大学生王静两次到中纪委举报父亲王志华“包二奶”，并建立了“父亲不如西门庆”网站。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对此，王志华反驳说，女儿是在进行污蔑和侮辱。是非曲直难辨别，人们又在热议：女儿该否举报父亲？甚至有人猜度：这个女孩是否心理扭曲？王志华“包养”李翠莲一度成为社会热点，搜索的相关网页达５００多页。  

    ２００７年２月５日，定陶县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送达当事人手中。法院认定王静构成侮辱罪，判处管制两年。

    学者朱大可认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层，都有着不同的正义观。然而，人类的基本伦理相对固定。“亲亲相隐”所代表的，正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家庭成员相亲相爱的基本伦理准则，所谓“虎毒不食子”，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符合人类最基本伦理观念的原则。相比“亲亲相隐”、“大义灭亲”则是对这一基本伦理观的挑战，是一种更高、更严厉的要求——试想，如果每个家庭都充满了背叛，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要如何维持秩序？

    海南大学法学院教授王琳表示，“新规更可怕之处，还不在将‘大义灭亲’与‘被告人减刑’捆绑，既与刑罚理论相背，又无现行法依据；而在对‘大义灭亲’的公开鼓励，势必冲击维系社会稳定的基本细胞——家庭。”用减轻被告处罚来“诱惑”亲属“大义灭亲”，从法律逻辑上说是有缺陷的。细看中国刑法对于被告可减轻处罚的情节规定不难发现，被告可被减轻处罚的一个基本原则，是被告本人具备应当减轻处罚的条件，而其亲属并不在此列。简单地说，哪怕被告的亲属主动协助司法机关抓获了被告，即使“论功行赏”，充其量只能算亲属“立功”，并不能自动转换成被告人减轻处罚的条件。

    王琳认为，从刑罚理论上讲，决定刑罚轻重只能是犯罪人的行为及后果。所谓“一人做事一人当”，刑事责任的惩罚对象是犯罪人。“将‘大义灭亲’与‘被告人减刑’捆绑，在现行法里也找不到确凿的依据。”

“大义灭亲”：公权力不能强迫也不应鼓励

　　《论语》中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在“以孝治天下”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亲亲相隐”不仅是道德规范，同时也是法律条文，所谓“礼法合治”。如果告发需要为之隐的亲属，除非是谋反等大罪，否则相隐无罪，告发反而要被治罪。原因也很简单，“如果连血缘关系都不可信，那么，还能相信什么。”一位网友表示。

    事实上，“亲亲相隐”不仅仅只是古代社会的封建纲常，相似的理念在世界其他国家也有体现。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大陆法系，都赋予了至亲之间一定的包庇、藏匿和拒绝作证的权利。无论古今中外，“容隐权”都作为一项司法原则被认可。在中国古代一直到民国时期，“亲亲相隐”都被写进刑律，亲属之间有罪应当互相隐瞒，不告发和不作证的不论罪，反之要论罪。

    “如果涉及到直系亲属、或者是较近的旁系亲属作了假证，法律能否宽缓一些？”在日前召开的“第四届尚权刑辩论坛”上，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兆峰等实务界人士呼吁，“在刑事领域，不妨考虑确立‘亲亲相隐’的原则。”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亲属没有拒绝作证的权利。如果知情不报，可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对于“减刑换揭发”，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曾指出，“至少是有利于案件的侦破和犯罪嫌疑人的归案，可以节约司法成本”，比用窝藏罪、包庇罪强制要求亲属更人性化。但“大义灭亲”与亲情的矛盾无处不在，其对破案和定罪到底能起到何种帮助，非常值得质疑。１９９７年，武汉市公安局曾连续三年对越狱逃犯调查，结果发现多达８１．５％的逃犯都被窝藏过。一名因藏匿犯罪儿子入狱的母亲曾在接受采访时坦言，“能藏一天算一天，尽一尽做母亲的心”。

　　对此，著名的民间理论团体铅笔社认为，理性是且只是人性的一部分。真正的理性的首要条件是承认非理性存在的合理性，其次是基于爱和怜悯，谨慎适度地运用理性工具引导其趋向创造性和建设性。任何将理性凌驾于人性之上，基于个体高度自觉理性的社会建构理论，都是反自然法则的，即反人性的。人性救赎是人类唯一的终极救赎道路。

　　网易在就此所做的选题中如此结语，“‘大义灭亲’固然是破坏人伦基础的司法政策，但更应改革的是支撑它的、忽视个人的刑事司法制度。法的目的不仅仅是追求表面的秩序井然，更在于使人成其为人，因而法律及其所从属的价值观都不能反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