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名制：“透明”的博弈
２０１０年广州亚运会开幕，“菜刀实名制”已在广州开始试行。市民购买菜刀、大型水果刀等刀具时，必须在一份“广州市刀具销售情况登记表”上，登记姓名、地址、身份证号、购买刀具的种类、数量以及用途等资料。
网络、通信、金融……中国社会在快速、全面、无情地“实名化”，但隐私保护重官轻民，防止商业和公权机关滥用个人信息刻不容缓。
被卖的“安全感”
“张小姐说，注册网站我有个习惯，要求实名的时候，注册Ｓｉｎａ我就填张新浪，注册Ｙａｈｏｏ我就叫张雅虎，注册Ｂａｉｄｕ我就写张百度，注册Ｇｏｏｇｌｅ我就改张谷歌。今天接到个电话，问：是张建设小姐吗？我知道，建设银行把我的个人资料卖掉了。”最近，这个段子在网上广为流传。
这个不乏戏谑的段子反映出这样的现实：人们因生活、工作的各个环节留下的个人信息，都容易被集成于一个信息库，进而成为牟利的资源。
济南某外企高管石坤上午不小心车辆违章，当天下午就接到包括代办消除违章扣分、提供保险“一条龙”服务等的各种“问候”电话。这让他很是纠结：作为一个商人，他一直非常主张实名制，这对他们商业上的精准定位，是有好处的；但作为一个个体，他又对自己的个人信息无所不在地被“监控”感到恐惧。
据中央电视台２０１０年“３·１５”晚会曝光的情况，某省级移动通讯公司有大量发送商业广告短信的行为，甚至将用户信息出售给垃圾短信群发公司。同时被曝光的一家名为海量信息科技网的网站，公开叫卖的个人信息包括各地的车主信息、各大银行用户数据、股民信息等。
类似的案件之后在北京海淀、上海浦东等地均有出现。相关司法材料显示：电信运营商的内部人士、侦探公司等第三方机构、买家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利益链条。“一个电话号码，可能被卖五次。”《中国青年报》记者在调查“公民信息如何被倒卖”时发现。
此类垃圾短信、骚扰电话是手机、网络……形形色色的“实名制”带来的问题之一：刚买过车，与汽车相关的服务广告也不期而至；只要在电信、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等机构留过信息，相应的营销广告即时常来袭……
业内人士指出，金融机构客户信息被滥用乃至出卖的事件早已司空见惯，被查出的仅是冰山一角。２００９年初，在广东省佛山市某废品收购站，有人发现了某银行和一通信公司等单位的客户资料，其中家庭住址、联系方式、个人财产等均一览无余。
“按现有实名化的狂热态势，若干年后，民众商场购物、医院就诊、购买车船票，甚至餐馆就餐、进入澡堂和娱乐场所、汽车加油、公路收费站缴费，都可能会以实名进行，由此打造出一个毫无隐私权的‘反面乌托邦’。”同济大学教授朱大可几年前曾发出这样的预言。
在网上，肯定有人知道你是不是一条狗
在２００２年４月，清华大学教授李希光做客广州电视台一档关于新闻改革的访谈时，最早提出来“人大应该立法禁止任何人匿名在网上发表东西”。这算是中国互联网兴起不久后关于网络实名制最早、最著名的公开言论。
对此言论持支持与反对态度的两派，都有自以为充分的论据：一方认为“实名制”能有效防止匿名在网上散布谣言、制造恐慌和恶意侵害他人名誉等一系列网络犯罪；“实名制”有利于网民的自律，可以使网民之间的讨论更为贴近，发言更加严肃。另一方则认为“实名制”将限制公民的言论自由、泄露个人信息，后患无穷。
虽然事后李希光出面澄清，认为媒体“断章取义”了自己的言论，“我今天对网上匿名还是实名这个话题，毫无兴趣。因为，禁止网上匿名是非常不现实的，在法律上和技术上都行不通。”
但他的这个判断很快被事实“证伪”，“禁止网上匿名”的“法律和技术”纷纷涌现。
今年４月，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王晨透露：中国已初步建立互联网基础管理制度。“中国已在重点新闻网站和主要商业网站推行论坛版主实名制、取消新闻跟帖“匿名发言”功能，并且取得实效。”他还透露，网站电子公告服务用户身份认证工作正在探索中。
至此，争论已逾十年的“网络实名制”，大势已成。按照工信部的要求，从９月１日起，凡购买预付费手机卡的用户，必须提供真实的身份证明。这被认为是“遏制愈演愈烈的短信欺诈的最有力手段。”随着“手机实名制”的逐步实现，个人在通讯领域越来越透明。
专家表示，“福建三网民案”“河南王帅遭跨省追捕案”等层出不穷的“网络诽谤案”，无不与互联网和移动通讯的使用有关。“寒蝉效应”导致人们担心：个人在通讯、网络上的这种“透明化”处境，会限制发言者“随便说话”，使人主动审查自己的言论。
这还远非“实名制”在中国社会的全部。
金融实名制则在更早前已展开——自２０００年４月，个人开设存款账户必须实名。之后，股票、债券等证券账户实名也开始实施。而在电信业务中的固定电话业务，自诞生之初就是要求实名开通的。今年的“春运”中，中国铁路系统最繁忙的广铁集团和成都铁路局，亦曾勇敢尝试了“实名制火车票”。
知名学者朱大可认为，在传统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换过程中，工业化和商业化的效率追求，人的流动性增强，财富的虚拟化，各种信息的符号化，凡此种种，与个人的生活和生产相关的信息高度集成。先进的科技也为政府提供了网络化、数字化的社会治理和控制手段，个体仿佛已然成为“透明人”。
透明“私”与幽暗的“公”
“每个人都有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秘密花园。其中的通幽小径、玲珑宝塔、奇花异草，乃至破铜烂铁、陈年旧账，都是主人的私藏。人的尊严和自主，皆因这个‘非请莫入’的领地而得到确认。一旦这个领地被人破门而入，主人的身份就遭到颠覆。如果强行进入的是政府，被迫开门的人就沦为‘官奴’。”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助理教授郑戈表示，一个刀枪拱卫、威仪森严的官老爷要征用你的花园，并承诺给你保护，你或许便会就范。这便是“基于恐惧的自由主义”：你为了自存而自由地选择了服从绝对权威。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法律专家、工信部网间互联法律专家王春晖博士认为，中国目前没有专门的隐私权保护或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法律，有关隐私保护的关联性规定散见于若干法律之中，在当今如此发达的信息社会中，“这些法律显得苍白无力，缺乏可操作性”。
“在中国，如果推行网络实名制，会不会破坏已经成形的‘意见市场’，带来思想的沉寂和单调化？”对于公众关心的“网络实名制”问题，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季卫东提议全社会“反复斟酌”。
季卫东说：“如果导入网络实名制的目的不是保障微观人权，而是通过网络的限制本人认证制度，来加强政府的无限制权力，怎样能得到网民的多数支持呢？”
对于目前“实名制”的不满，还在于透明度本身的不平衡。
全国政协委员崔琳曾于２００７年“两会”期间提交提案，建言推行公务用餐费用公示制和实名制，让公务招待事务接受行政审计和民众监督，被舆论评价为“惟一表达民意的实名制”。
崔琳的举动无意间点破了这样的事实：一边是普通人越来越“透明”，一边却是许多本该更透明的领域还在灰幕之中。无论是对遏制腐败有奇效的“金融实名制”和“阳光法案”官员财产公示制度，还是意在促进“政府透明”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在中国均步履维艰。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院研究员周汉华也认为，把维系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希望寄托在各种“实名制”上，是非常极端的看法。事实上，各国都在探讨更有效的管理手段，比如社区自治、技术手段的监测等。
而且，技术革新的速度将远超政府管制更新的速度，希望通过实名制强化管理的做法，最终会落空。事实上，“目前中国推出的固网、移动网ＩＰ实名制技术，现在都已经被攻破了，手机实名制也会面临同样的结局。”周汉华说。
一个可资例证的现象是，伴随着“网游实名制”的实施，网络上出现了类似“身份证生成器”的软件工具，上网者可以随意生成各种“实名身份”，实名制的藩篱被轻易突破。
而对于实名制对表达自由的影响，季卫东教授说，“在导入实名制之前，首先应该通过一些具体的制度安排落实宪法规定的表达自由，确保以实名发表言论的自由能受到法律的充分保障，还要确保互联网之外的公众媒体也能开放言路，鼓励实名建言的公益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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