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扎营３００年

    自５月８日起，济南市最大棚户区改造项目——官扎营、宝华片区选房工作正式开始，这也预示着官扎营距离拆迁重建真的不远了。

 

    提起官扎营，济南人都会撇嘴，说它是棚户区，是济南最下层穷老百姓扎堆的地方。其实，官扎营也有曾经辉煌的历史。济南现代工业的启蒙成丰面粉厂、济南地界上中国人自己建的惟一一所教堂、当年日军杀人魔窟“新华院”皆在此处。

    官扎营的历史，可以说是济南近代史的一个缩影。

官扎营开启济南近代工业历史

    ３年前的９月８日，一场大火将百年民族企业成丰面粉厂制粉楼内的全部设施化为灰烬。

    ５月１８日，记者走进位于官扎营的成丰面粉厂。具有巴洛克风格的办公楼、仓库等建筑，虽然早已残破却难掩其当年繁华。大火过后的制粉楼仅剩四面墙壁兀自挺立，楼内荒草乱石，几根未烧尽的横木斜刺下来，似乎仍诉说着当年的昌盛。“厂子早就停产了，设备也没了，现在一些厂房出租出去。”传达室一位大爷如是说，“苗海南的女儿来过多次，听说就是她多方奔走，这次拆迁厂子才能作为文物保存下来。”苗海南——著名红色资本家，离他很远也很近。
 

    １９２１年，桓台苗杏村、苗星垣兄弟联合他人在津浦铁路站北的官扎营购买地皮，修建厂房，开始筹建成丰面粉厂。这是苗氏集团由商业转向工业的开始，也是济南现代工业的启蒙，机器的轰鸣第一次打破这座古城的宁静，工业化的车轮推动着济南的发展，直到今天。

    官扎营一带很多地方打上了苗家的烙印。济南火车站北的成丰街，名字就来源于成丰面粉厂，且由苗家人在此出资铺设。
    １９２２年８月，成丰面粉厂正式投产，日产面粉２０００包，当年结算即获得纯利７．５万元。苗氏集团深知小规模企业在竞争危机中是难以立足的，于是将利润的大部分转作投资，扩大再生产。到１９３０年，成丰面粉厂经过不断扩建，共有钢磨２５部，工人６００多人，日产能力达到８０００余包，成为济南当时设备最多、产量最高的面粉厂。１９３２年，实力渐渐雄厚起来的苗氏兄弟创办成通纱厂。从英国留学归来的苗海南出任公司经理兼总工程师。

    新中国成立后，成丰面粉厂先经过了“公私合营”，而后成了国有企业。上世纪８０年代以后，改名为“济南粮食加工厂”，生产的方便面曾经远销东北和西北，盛极一时。今天成丰面粉厂的旧址成了济南成丰粮油食品总厂，是济南民天集团下属的一个企业。

    苗氏家族之于山东，堪比荣氏家族之于中国，这个家族的故事至今仍在官扎营一带流传。

棚户区惊现小洋楼

    这一区域大约形成于清朝康熙年间，先是有兵营驻扎，而后有百姓定居，故名“官扎营”。清末民初人口渐旺。其历史，至今不过３００余年。

    济南开埠以前，粮栈都集中在泺口，开埠以后，官扎营得地利之便，遂成了粮食集散重地，先后有数家面粉厂在这里兴建。这些面粉厂建成以后，带动了运输等行业，使这里的人们有了更多的谋生手段。在官扎营中街上，不少粮栈坐落在两旁。现在的居委会所在地，早年就是个粮栈。

    ７５岁的芦庆智夫妇在官扎营后街居住已有４０多年，自从上世纪８０年代从著名的中国理发厅退休后经营一家“官后理发店”至今。“１９６６年我开始在这里居住，这里还是农村，叫官扎营大队，北面全是稻田。”芦庆智说。

    “那个椅子是上海产的，当时是第一批。”芦庆智的店还保留着几十年前的理发工具，“搬迁之后，我准备再次退休，真的不干了。”

    在官扎营，不仅像芦庆智这样的“民间高人”还有很多，若细心发掘，你还会发现更多“惊喜”。

   官扎营中街１０３号，一座两层高的“洋楼”在一片平房瓦屋之间显得鹤立鸡群。该洋楼中西合璧，上下两层各由四根明显西洋风格的爱奥尼克柱支撑起拱圈游廊，显得深阔敞亮。漂亮的罗马柱，掩映在花丛中，如果没有背后的蜂窝煤，很有一番地中海的味道。

    《老济南商埠琐记》作者苗尔澜认为这座楼名曰“侯家大院”：“对于它昔日的主人，坊间说法不一。有的说是一位县长的房产，在这里养着娇妾；有的说是由一位富商所建。虽然说法各异，但从这座楼房的规模和形制来看，它的主人富有且具西方思想，当无疑问。”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所长李铭说：“这在天桥是少见的中西合璧民国建筑，建设年代应在民国时期，这是当年官扎营一带工商业发展、济南‘北商埠’繁华历史的一个见证，很有保留价值。”

    官扎营北面的工商河与小清河相连，历史上曾是一条重要的水路运输通道。苗尔澜考证：“１９２５年，济南商埠总局将官扎营至泺口之间的区域拓展为北商埠……１９２７年，工商河正式通航后，小清河的船可以驶进工商河，在成丰桥畔停泊，极大地方便了商埠货物的进出。”此处商铺林立，粮栈、货仓较多，人丁兴旺，因而商家大户多在此定居。

国人自建的惟一一所教堂与日军当年的杀人魔窟

    官扎营后街８０号，官扎营教堂，完全是中国礼堂建筑的普通样式，从外观上看，除了高高的十字架，和周边的民居没有多大差别。但它见证了民国时期济南民族经济艰难发展、中国人自办教堂的一段历史。

    “这座教堂虽然破旧得年年需要维修，但很有来历。它是苗海南一家促成建设的。”教堂李真斌长老对这座教堂历史颇有了解。官扎营教堂原属济南基督教灵恩会，建成于１９３５年年底。“苗海南家很多人信奉基督教。１９３５年，他们一家和管晓峰、王益臣共同出资２０００多现大洋，买了官扎营的王树升家一亩菜地，建起了这座基督教堂。”

    参与这座教堂建设的，除了名声显赫的苗家，还有不少济南当时的“大老板”。济南维生大药房老板管晓峰也曾在这里坐堂执事，其子管大同在齐鲁大学学习药物学，１９４８年济南解放后，管大同出任济南第一任工商局长。而另一位主要捐献者王益臣是当时济南一家杂货铺老板。李真斌认为，这座教堂凝聚了很多民国时期济南民族工业资本家发展和艰难生存的历史。

    除了教堂，官扎营还有一处令国人难以忘却的所在。

    现济南幼儿师范学校内，仍保留着一处平房，即为当年日军残害我同胞之“新华院”。１９４３年３月，日军将“救国训练所”改名为“新华院”，并移驻官扎营后街北（现济南幼儿师范学校内），扩大范围，继续收容来自全省各地的战俘及各级宪兵队送来的“囚犯”。

    “新华院”面积２５万平方米，分东、西两院。１９４４年至１９４５年任职的部队长为日本中尉青井真光，兼任“新华院”院长。１９４５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军事法庭对青井真光的罪行进行了侦查，提起了公诉。公诉书列举了青井真光在任“新华院”院长期间的种种残忍手段，如“消耗杀死法”、“枪杀犬噬法”、“禁闭致死法”、“寓杀于医法”、“强迫自杀法”等等。认定日军从１９４３年建立济南“新华院”起，到１９４５年９月日本投降止，３年的时间内约残害我国军民达３５０００余人。１９４６年７月，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军事法庭将青井真光判处死刑，在济南市各重要街道游街示众后将其枪决。

 

    官扎营见证了老济南经济的兴荣，然而，当历史转身，谁也无法阻挡其前进的步伐，又一处浓缩老济南历史文化的重要地标将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成为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