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的报复：日本土地污染启示录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历了快速经济增长期，全国各地出现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被称为四大公害的痛痛病、水俣病、第二水俣病、四日市病，就有三起和重金属污染有关。
公害事件对日本社会和政治的影响，仍延续至今。虽然在公害基本法制定之后，重金属污染事件得到控制，但其污染阴影仍未完全在这个岛国抹去。
日前，环保部对全国的土壤污染调查已经完成，重金属治理的规划２０１０－２０１５修编也已上报国务院并于近期公布。环保部此前对３０万公顷基本农田保护区土壤有害重金属抽样监测发现，有３．６万公顷土壤重金属超标，超标率达１２．１％。
如何避免重蹈日本覆辙，成为现实而紧迫的问题。
奇怪的病
身体蜷缩成一团，更显得弱小。稀疏的银白色头发散落在枕巾上，彬野在医院病床上昏昏沉沉地睡着，每天的生命靠一根插进胃里的输送养料的管子维持。虽然亲友不断地来探视，但他已经不知道外部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他唯一的感觉是骨头在疼。所以他的胃除了接受养料，还有混合在里边的用于缓解骨痛的维生素Ｄ。
彬野是至今仍幸存的镉污染的少数受害者之一。他是日本神通川流域富山县的居民。
神通川流域延绵入海，两岸的水稻田，在当地的经济构成中，至今仍然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若在这个小城市的道路上行走，不经意间，就能看到农业机具店。
农业和农民曾一度在这个日本的鱼米之乡成为牺牲品。上游的三井矿业富含镉、铅等重金属元素的毒水顺流而下，再通过引水渠道流入稻田。最初，受到影响的是神通川里的鱼，而这只是痛痛病公害的开始。直到这个世纪初，居住在富山县的当地居民中，陆续出现一种奇病，身体扭曲佝偻，骨头软弱无力，患者大多是妇女，她们丧失了所有劳动能力，只能卧倒在床，骨头疼痛不堪，直到死亡。
之前在别的医院，彬野曾被诊断为骨质疏松和肾萎缩，这些都是痛痛病患者的典型症状。在荻野医院检查后，医生青岛惠子建议她去做一个痛痛病专家鉴定。
这个专家鉴定由１５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生组成，这个程序自上世纪７０年代初开始启动，专门甄别三井矿业的镉污染受害者，并提供有国家法律保障的赔偿和援助。
在受害者体内，和镉富集同时被发现的还有铅和锌的积累，但和镉相比，数量被认为不足以致病。
自上世纪７０年代日本厚生劳务省启动患者认定程序以来，像彬野一样经过国家认定的“痛痛病”患者共有１９５名，还有４０４名疑似患者曾经接受过医学观察，他们在等待中陆续死于肾功能衰竭。还有５位“获得认定”的垂垂老者尚存人世。
彬野正是其中的一位，在被鉴定为痛痛病之后，他可以获得来自三井矿业公司的赔偿。
经济赔偿是三井公司唯一能做的事”，长期医治痛痛病患者的医师青岛惠子表示，几十年里，三井从来没有派人来看望过病人或者当面表达歉意，“他们只是付钱”。
三井是日本最大的财阀集团之一，其属下的三井矿业从上世纪初即开始了对神冈矿山的开采，这是日本最大的铅锌矿之一，和铅锌矿伴生的镉，在洗矿之后随着污水排入神通川，污染了沿河两岸。
不管是空气中的铅，还是污水里的镉、砷，在逐渐沉淀之后，最后的归属都是土地。科学研究表明，水稻的根系生长于２５厘米之上的土壤表层中，而这一层也正好是重金属最富集的所在。
需要治疗的土地
需要治疗的不仅是彬野，还有他家的农地。土地也需要被认定，富山县被认定为受到污染需要修复的土地共有１５００公顷。这项工程后来被命名为“土壤复原事业”。在随后漫长的４０年里，这项事业被证明是耗时耗资的过程。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环境污染事件之后，土壤修复亦成为日本农业科学属目中的一个重要学科。
茅野充男是日本从事重金属研究的专家，他的研究经历正好和日本土地污染和治理的历史重合。茅野充男说，人们对重金属的污染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认识过程，“最早发现的是那些影响植物生长的金属，比如镍和铬，然后人们发现了镉”。镉不会影响水稻的生长，但摄入镉会损伤人的肾脏。
他最早研究的重金属是铜，铜是一种会令水稻严重减产的重金属元素。在渡良濑川，足尾铜山把下游的枥木县和群马县笼罩在它的阴影之中。之后，茅野教授又研究了铬和镍，它们都对植物生长有影响，铬同时是一种可能致癌的重金属元素。之后他接触到了镉。从１９７０年到１９７５年，茅野作为土壤研究学者来到富山县，和多位科学家一起做土壤试验，研究用什么办法，才能减少土壤中的镉。他说，当时试验了很多种办法，包括稀释，但效果都不理想。
于是科学家们在１９７５年向政府提出了一个方法，置换土壤，从神冈山区取走干净的土，把镉土埋到２５厘米深的地下。严格来说，这不叫修复，而叫“客土”，“因为被污染的土壤仍然埋在地下”。这样做的依据是，通过研究，证明水稻根系不能到达２５厘米以下的土壤，所以科学家们在分界线上填充了一层坚硬的物质。不过，茅野补充说，“污土仍然存在，只不过被埋得更深”。
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如果把被置换的土堆到一起，它的长是１公里，宽是１公里，高将近４公里，大卡车要拉１０万次。
可以想象的是，“复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巨大的财力支持，所以直到现在，富山县的土壤修复仍然没有完成。车行在富山县的乡间道路上，仍不时能看到一大片正处在修复状态的田地，刚刚被卡车拉来的新土覆盖。
虽然客土带来对山区生态的影响，也在受到学界关注，但茅野博士说，“在７０年代，这是唯一的办法”。至今，客土仍然在日本各地广泛使用。
土壤污染：亟需专门立法
在一个国家工业化的初始阶段，洗矿水的污染往往都是难以承受之重。
４０年之前，日本通过立法，形成一套全方位从河流到土壤到受害者安置的系统方案，和治水相比，治土是一个更为艰巨复杂的过程，在１９７１年土壤污染被列入公害之后，日本制定了《土地污染防治法》，按照此法，各地方政府必须自行安排土地调查，由地方指定污染地区，然后自行制定修复计划。
从河流到土壤再到住民，矿毒在神通川的侵袭深入的６０年，就像一场旷日持久的破坏性地震。而从上世纪７０年代开始的重生，其艰难不亚于地震后的重建，甚至这种过程的复杂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土地修复的费用实在是太高了。最终，三井虽然承诺，但无法承担所有土地赔偿费用，在和地方商议后，三井公司的负担减轻到了３９．３９％，剩下的将近六成，由国家和富山县各自负担，作为更小行政单位的市町也会相应承担一小部分。
公害病患者相继离世，河流逐渐自我净化，土壤的污染却不会自动解除，即使过千百万年，它仍然稳定地存在，这正是重金属污染的特殊之处。即使是不乏技术和财力的日本，修复土壤的任务仍未完成。而对于中国，它在未来又会成为怎样困难的一个任务呢？
２００５年，长三角等地土壤重金属污染严重的情况，曾见诸报端，并引发舆论普遍关注和争议。受环境保护部委托《土壤污染防治法专家组草案》的研究和准备工作从２００６年开始，同年，耗资几十亿元的全国土壤污染普查启动。这项工作今年已基本完成。
“环保部门认为，加强土壤污染的法治非常重要。中国没有专门的针对土壤污染的法律。中国土壤污染的严峻状况，决定了必须加强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立法。”《土壤污染防治法专家组草案》立法组组长、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王树义表示，中国的土壤污染面积在逐年增加，还没得到有效控制。他主张“建立土壤污染档案，如果一个区域的土壤受到污染比较严重，就把它设立为管制区，用特殊方法管理。同时，“土地受到重金属污染的信息应该向社会公布。开的时候应该同步向公众普及相关知识。“这并不等于土地废弃了，如果以后土地通过治理能够恢复，将来还是可以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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