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之聊，无用之用

　　聊一聊有聊吗?摇一摇有用吗?

　　人们最缺的是时间，人们最挥霍的也是时间。发一条微博，与陌生人聊几句暧昧的话，这些柴米油盐里的鸡毛蒜皮究竟有何价值?

　　它们的确无聊，它们的确无用，但庄子曾曰：“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於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爱无聊，爱上瘾

　　也许高估很多人对微信的需求了——他们可能仅仅是需要聊天而已。坦率地说，“约炮”这种功能并非陌陌和微信的本意。陌陌创始人唐岩说自己“没有道德洁癖”，但也不同意外界对陌陌的定位;微信创始人张小龙则说：“我们并没有刻意做这件事情”。

　　它们最终以“神器”的名号走红，大概跟我们特殊的国情相关——将网络关系简化为男女关系一直是我们的传统。从聊天室时代开始，中国人就习惯在网上暧昧，现在把社交App“神器化”其实是再自然不过的延续。这种沟通方式当然不能减少孤独，当然也称不上有用——每年光棍节的狂欢证明了孤独的人群依然是那么的庞大。

　　它的功用归根结底是一种展示。被关注和被夸赞是女性终其一生的需求，“约”不过是副产品。在陌陌上，女孩子只要把照片处理一下，就可以从陌生男性那里得到无尽的献媚;而对于男性用户来说，通过一系列的献媚最终赢得垂青，也是自我展示的一部分。

　　社交媒体的力量如此强大，一旦使用很难戒掉。

　　很多人也有这样的经验，与情侣分手后仍不忘旧情，在微博、豆瓣、人人、百度贴吧等各种网站上搜寻前任的足迹，他/她的历任爱人都在搜索之列，有时甚至包括他/她的家人。在网络上吐槽前任的种种罪过，更成为一种流行。阅读名为“我的前任是极品”的微博，也具有一定的强迫性。这种经验与其说是网络上瘾，不如说成“爱上瘾”更为合适。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没有新的信息作为新的刺激源，这种症状也就自然痊愈了。

　　伴随着性与网络的出现是一种道德恐慌，所谓的网络性瘾是否就是出自这种道德恐慌呢?他们自我诊断为性上瘾，主要是一种对于媒体传播的敏感性，而不是医学临床上的考虑。试想在两年前，如果一个人在工作聚会时频频翻看手机，不是被认为“有问题”就是“有毛病”。而今天，情侣对坐而各玩手机反而可以成为一种新的默契，“上瘾”，更多时候是出自对“上瘾”的恐惧而已。

　　人类所有的发明，只为了更无聊

　　吉尼斯世界纪录和趣味有关，也和无聊有关，27个法国人用牙签搭建了微型的埃菲尔铁塔，一个美国人收集了600余双匡威运动鞋，一个古巴人做出了世界上最长的雪茄。吉尼斯就是无聊大观园，没有想不到，也不存在做不到。

　　挪威学者在《无聊的哲学》中说：无聊是现代人的专利，人类的快乐与愤怒是保持不变的，然而当下人们的无聊感却是与日俱增，世界明显变得越来越无聊。在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无聊是身份的象征。这话自有道理，我们发现了天然气，发明了电饭煲，把厨房变成全自动化，腾出了双手，省出了时间，那些凭空多出来的分秒该如何消耗?人类每被自己的发明解放一次，就离无聊更近一步。

　　无聊曾经是需要物质作为基础的，英国贵族发明了下午茶，法国贵族觉得为一顿丰盛的晚餐等待两个小时并不算过分，当其余人都在奔忙时，无聊是他们的专属权利。但现在，无聊的成本越来越低，坐长途飞机的商务人士会感到百无聊赖，挤在地铁上的上班族也觉得拥堵的生活实在乏善可陈，只有无聊感是没有阶级性的。

　　从无意义中创造意义

　　地球为什么不是方的，太阳为什么总从东方升起?这些问题的答案彰显生活的常识和文明的进步，但到历史上追溯一下，它们都曾经无聊过。人在无聊当中发现细节，进而追问，改变生活，大家都是这么无聊过来的。

　　日本人发明了地铁瞌睡安全帽、面条冷却专用扇，无聊至极却别有趣味，美国天文学家金格里奇花费数十年精力查探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有无读者，只为了证明这并非是一本“无人读过的书”。美国商业内幕网于2011年4月评出了美国九大商业创意。其中年份最近的两个，一是2008年由乔尔·科姆发明的iPhone“放屁”程序，可播放26种不同的放屁声音，目前下载次数超过60万次(每次下载费用0.99英镑)。

　　网站为这一评选所加的按语是这么说的：它们看似荒诞无聊，却能奇迹致富。正如安迪·沃霍尔所说，“我喜欢无聊的东西，我喜欢一样的可以被不断地重复的事”。“你必须煞有介事地处理毫无意义。从无意义中创造意义。”

　　人类的文明进程无非是把无聊变成有聊，把问题变成答案。

　　纽约市公共图书馆里印着一行字：慢下来，冷静下来，不要担忧，不要慌张，相信生活的过程。这大概就是关于无聊的最好注解。

　　无聊当然不能解决问题，但它却是观察世界的另一种方式和智慧。所以，完全不用担心，你只是无聊了一点，但并不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