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的东亚模式

　　台湾、新加坡等东亚地区和国家的相对成熟的养老模式，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王永庆的长庚养生文化村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早在1955年，新加坡就预料到了老龄化社会这一发展趋势，成立了中央公积金局，公积金的概念在世界上首次出现。

　　王永庆：

　　让老年人有尊严的活着

　　在台湾，80多岁的王永庆亲自督促打造的长庚养生文化村，与传统的敬老院截然不同。其文化涵义，是让每个住进来的老人，不只是被动地接受赡养服务，而是过得尊严、快乐、健康，进而实现老年人积极营造自己晚年生活的新价值观。

　　2004年，王永庆投资500亿新台币建设长庚养生文化村。依托长庚纪念医院(1976年由王永庆投资建立，现为亚洲最大的医院)，养生文化村成为养老典范。

　　在王永庆的构想中，养生文化村最重要的概念就是“活到老、做到老”。传统的老人赡养机构，老人家一进来就成了“等吃、等睡、等死”的三等人，在这样的环境下，老人家非但活得没有尊严，也因为生活没有重心，意志容易消沉。

　　他的文化村，是要“让老人来做事情”的。村里不需要体能、不危险的工作均由老人自己来做，老人照顾老人，并领取报酬。更重要的是，在这里，许多老人的经验和智慧都可以通过给大学生讲课等方式传承下去，在此过程中，也让老人获取成就感。

　　养生文化村的入住资格是：年满60岁、配偶年满50岁且接受长庚医院身体检查证明健康状况合格者。至于管理费标准，一房一厅的单人价为每月1.8万元新台币(4元新台币约合1元人民币)，一房两厅的单人价为每月2.6万元新台币，双人价再略增，膳食费及水电费按实际消费结算。这种价格在台湾被视作平价。

　　王永庆的老朋友、前“监察院长”王作荣，在报纸上看到王永庆有意盖养生文化村的新闻，马上决定订了一户。王永庆举王作荣的例子说，他数十年的经验和智慧，一定要好好传承下去，未来他住进养生文化村后，星期六、星期天将会安排大学的一些研究生来和他座谈，而他为了要准备这些资料，平常就会有事做，生活也就有了重心，同时他的经验也能够传承下去。

　　照顾“银发族”，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入其中。台湾各大学纷纷设立老人相关科系，研究的就是老人的食衣住行育乐和照护。“银发族”也催生了“银发族产业”。台湾乐龄网总经理张庆光几年前在网上贩卖银发族产品，如可以坐的购物散步车、有一张A4纸这么大的巨无霸遥控器，如今已在全台开设了5家实体店，稳健成长。

　　此外，台湾“卫生署”在2008年起开始推行“长期照护十年计划”，提供居家护理、辅具租赁等8项服务。近年来已经约有6.5万人获得长照服务。

　　新加坡“乐龄人士”的“第二春”

　　新加坡，60岁以上的老人被称为“乐龄人士”。“乐龄”带着几分期许的美好：乐而忘龄，乐观进取。

　　新加坡劳动发展局WDA与培训机构合作，开办了各类提高劳动技能的培训班，对新加坡公民与永久居民的收费很便宜，费用仅为私人培训机构的十分之一甚至更少。不少老年人在这里找到了提高职业技能的途径。政府也开办各种培训机构帮助老年人进入职场“第二春”。

　　68岁的出租车司机谢昌国认为，多工作挣一些钱也没什么不好，现在还干得动。他自己还有一套四房式组屋(类似于中国国内的三室一厅)，儿女都各自成家了，自己和老伴住一间，其他两间租给在新加坡打工的中国人，“每个月还能租房赚1200块”。

　　在人口密度高、人均自然资源占有率可以堪称“贫瘠”的新加坡，低生育率下的老龄化也颇令政府头痛：随之而来的移民问题、高通胀率、经济转型带来的失业，正挤压着为新加坡奉献了一生的老年人的生存空间。

　　早在1955年，新加坡就预料到了老龄化社会这一发展趋势，成立了中央公积金局，公积金的概念在世界上首次出现，它以个人负责为主体，并采取完全积累式财务机制应对养老问题。相较于养老保险的互助共济性，公积金更强调自力更生。

　　在职的每个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有一个公积金户头CPF。员工拿出个人月工资的20%，雇主出该员工月工资的16%放入CPF(若月收入多于5000，CPF按5000算百分比)。CPF的钱平日只能用于购买住房、医疗。62岁时，可选择将CPF里的钱连本带息全部取出，自由支配。

　　80%的新加坡家庭都有一套组屋，组屋就是新加坡的经济适用房，组屋是新加坡政府给公民的隐性养老金。为了应对养老，有的人将组屋出租获利，有的人则卖出，换取适合老年人居住的小房子和一笔钱以供老年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