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恒鹏：我们对“先看病，后付费”的期望过高了

　　本刊专访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先看病，后付费”是一个涉及医疗保险、异地跨区就医、药品分级管制等问题的复杂命题。这其中牵扯很多利益层面，牵一发而动全身，但最核心的还是如何保障民众就医权益最大化。我们距离“先看病，后付费”的全面推广还有多远?此种模式能否保障人民“病有所医”?全面推行的最大障碍在哪里?

　　“先看病，后付费”是结果不是手段

　　《齐鲁周刊》：近段时间，“先看病，后付费”在网上引起热议，根据山东试点的情况看，此举也的确降低了民众的看病负担，起码延缓患者交费时间。民调也显示，有超过9成的民众对“先看病，后付费”这种制度充满了期待，并寄望以此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对此，您怎么看?

　　朱恒鹏：我觉得大家对它的期待过于高了。我认为这只是改革的结果，并且这个结果还未真正成熟。目前舆论对此的关注实际上没有关注到医疗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解决看病难看病贵。

　　“先看病，后付费”，怎么说其实不重要，这种说法与“医药分制”一样，只能是改革的结果，而很难作为改革的手段。现在是，还没开始谈到改革的手段呢，民众已经翘首期盼了，但却没有盼到核心问题上。“先看病，后付费”只是各方面改革的结果，当然不是说这个结果不该要，而是说对这件事情不要过度兴奋，我们关注的重点还应该是医疗服务体制改革。

　　不全面推行的原因很多，医疗体制改革是关键

　　《齐鲁周刊》：此前，央视新闻报道称，卫生部将于今年全面推行“先看病后付费”制度。随即，卫生部医政司医疗管理处处长焦雅辉否认了这一说法，称卫生部倡导在有条件地区开展试点，但短期内无法在全国推广。您认为无法全面推广的原因在哪里?

　　朱恒鹏：卫生部没有全面推广的原因很多，其实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首先从我国的医保制度上看，除去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医保统筹的基本是县级单位。承担“新农合”和城市医保的都是当地统筹的定点医院，病人在自身医保覆盖区域内看病很容易实现，因为能够立刻报销。但是到外地看病就面临异地就诊报销结算困难，无法及时结算报销，容易造成医疗结算纠纷。从这一点看，医保制度不健全，就无法实现“先看病，后付费”。

　　其次，在地方医保定点医院看病的患者基本可以分为三个群体：一，经济实力较好，押金对其并不存在压力的;二，家庭经济困难，交不起押金;三、有经济能力但想恶意拖欠者。

　　从这个层面上看，“先看病，后付费”无法全面推广，问题出现在后两个群体上。第三部分人就是社会诚信体系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要推行应该立刻建立健全诚信就医体系，做到逃费可查，从源头杜绝逃费现象。第二个群体经济困难，无力偿付医药费。对于这部分人如何遵守“先看病，后付费”的协议，其实是涉及到医疗救助制度的问题。这时候应该充分发挥医保和贫困家庭患者救助减免等政策的作用。通过社会保障的力量解决他们的经济困难，让他们“病有所医”。但是，现阶段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从这里看，无法保障经济困难人群看得起病也是阻碍此项政策推广的原因。

　　《齐鲁周刊》：我们当前的医疗资源也是有限的。

　　朱恒鹏：因为当下我们的医疗资源有限，即使社会保障充分，也不能完全放开看病，不可能所有人生了病都到医疗条件最好的医院去。

　　其实这些原因都是属于医疗体制改革宏观范畴，重点还是在医疗体制。

　　医保即期结付是实现“先看病，后交费”的前提

　　《齐鲁周刊》：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进行改革?

　　朱恒鹏：我认为尽快出台各类配套改革措施是最必须的。首先要推行统筹范围内的医保即期结付。乐观估计，即期结付制度两三年内应该能够实现。在做到在统筹区域内医保即期结付时，患者出院时只需要支付自费部分就可以了。

　　但个人认为，即使在统筹范围内的定点医院住院，也需要交押金，但是不需要全额交押金，而是只缴纳自费部分的押金。比如医疗费用是1万元，医保支付70%，那么押金就只需要3000元左右，这样可以防止逃费出现的可能。

　　同时，还需要做的配套工作是推进个人的诚信体系的建立健全工作，包括医保卡、身份证、驾驶证等个人信息的联网查询。针对治病出院后不结账、治病没治好就不付费的情况也要有必要的应对措施。

　　如果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先看病，后付费”的全面推广应该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