厕所进化史——拉的史也是文明史

　　近日，青岛公厕爆出新闻：提供的免费厕纸遭疯抢，一天被扯走了两千余米。联系起不久前公厕苍蝇不得超过2只的搞笑规定，在公厕问题上值得思考的问题确实不少。

　　公厕本身就是文明象征之一：有怎样的公厕，就有着怎样的文明;辨别一个城市是否发达，最好是来一场倾盆大雨，看雨后的街道是怎样，同理，看一个城市是否文明，最好是去它的公厕走一遭，看它在光鲜的表面之下，是否藏着让人掩鼻的恶臭。

　　同时，公厕不止是一个城市现代文明程度的投影仪;公厕的千年进化史里还包含着人类从游牧到定居的秩序性生存演变、从私有到共有的公共卫生概念进化，甚至也是人类审美、商业、文化的多方位展现。

　　厕所里包容着无数文化，有名人的历史典故、有当代人的情绪涂鸦、有人类瘟疫与近代公共卫生的战争、有性别权利的拉锯，甚至还是我们时代最细微的细节里的精神缩影。

　　文明不止是文字的历史还是羞耻心的历史

　　关于人类之所以区别其他物种的标示性特征，东西方的大学先哲都有相同的见地。荀子说：“人不知羞耻，乃不能成人”。马克思则用更简单直白的语言将其翻译了过来，人类的文明不是从点燃第一束火光、使用第一个工具开始，而是由用树叶遮住身体发轫。

　　文明礼貌的规范形成，与社会等级有关。社会等级高的人会要求社会等级低的人抑制其本能——能否抑制本能，在隐蔽的地方完成本能，实质上是现代文明、现代道德始终未变的关键线索。

　　无论从宗教观还是道德观来看，社会学家米歇尔·福柯都用类似的答案给出“大小便与文明史”最好的解答：隐藏压制我们的性欲、本能的吃喝拉撒睡。

　　大小便的历史伴随着羞耻心的历史。

　　美国教育学博士朱莉·霍兰便历时8年研究厕所史，写就了《厕神：厕所的文明史》一书。 她认为文明并非源于文字的发明。由于第一个粪坑的出现，人们才不再到处游走躲避自己的粪便，从而最终定居下来形成古代文明。厕所的进化是从茅坑演变到茅房、厕所、卫生间、洗手间，从无到有，从私有到公共，从单一功能到集生理代谢、卫生调整、休息乃至审美、商业、文化等多功能，厕所革新一步步从文明走向进步。

　　1913年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法国病理学家C.R.Richer再版他的《各国粪便学治疗法》时，曾请精神分析学之父洛伊德为其作序，弗洛伊德这样写道：文明人看到任何使他们过多想起自己动物本源的事物，都会明显地感到局促不安。人们对它的关注原本是我们本质的一个有机组成。

　　如前所述，有学者以为便后擦屁股是人类有别于动物的主要标志;还有人称抽水马桶的发明标志人类进入文明社会。这些说法突出厕所文化在人类发展的纬度上的标识作用，即厕所文化中体现的文明。

　　文明，相对于野蛮，是表征人类生存方式改善和进步的最高范畴，标志着人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得到了本质价值的发展。在野蛮时代，当获取食物对人还是一种难堪的重负时，排泄场所便是大自然的广阔天地，与动物界无异。但是，一旦人类有了第一座厕所，则就是社会文明的萌芽标志之一。

　　C.R.Richer如此总结：厕所在人类的文明素质方面有象征意义。

　　一个马桶盖，千年文明史

　　厕所里的故事有无数个版本，它可以是在鸿门宴上刘邦们的政治故事;可以是慈禧太后等王公贵族的轶闻传说;可以是南朝首富石崇等人斗富、表现社会阶层的工具……

　　在厕所的演化史里我们可以看到技术革新，比如造纸术的发明、第一抽水马桶的诞生;可以看到古代文明的起源，比如5000年前在西安半坡村氏族部落的遗址里就有厕所的痕迹;可以看到现代公共卫生革命，比如19世纪初期的伦敦瘟疫和著名的巴扎尔盖特下水道系统建立;可以看到人类生存方式的阶段性进步，比如第一座公共厕所的诞生。

　　中国厕所的起源，最早是在5000年前在西安半坡村氏族部落的遗址里发现的。史载在殷商时期，西周之前，汉民族就有“尚洁”之风，当时这股风气深入到社会生活之中，谁不重视卫生都是要受到嘲笑和讽刺的。

　　即使是在战争频繁的春秋战国年代，身处围成铁桶一般的孤城的守城军民也不忘记厕所卫生。据《墨子》载，在城头上要“五十步一厕”，周遭以垣墙围之，“垣高八尺”，守城军民不分男女都必须到公厕便溺。

　　中国的旧俗中还有一整套对厕所的卫生管理方法。在宋代，奢华的杭州城里就出现了专业的清除粪便人员，他们沿街过市，专门上门收粪。在官制上，唐代有了专司厕所的宫廷官员“右校署令和丞”等。

　　而与此同时，历代皇帝如晋景公、唐后主、赵匡胤等则闹了不少关于厕所的笑话，关于纸张、关于厕所建设、关于如厕规矩的逸闻趣事层出不穷。

　　反观西方，在中世纪的欧洲，一般情况下，人们大小便并不特意避人。较早避人方便的规范出现在宫廷规矩中，1570年《韦尔尼格罗德的宫廷规矩》：不能像那些从未到过宫廷、从未接触过有德行、有教养人士的农民那样，粗野地、毫不害臊、全无羞耻地当着妇人之面，或在门窗洞开的宫廷居室和其他房间内解手，而应该时时处处在言行中体现出有理智、有教养和令人尊敬的风度。

　　19世纪初期的伦敦，当时为了省事儿，老百姓已经习惯于将粪便倒入通向泰晤士河的下水道而非粪坑，而当地9个水管理公司中，有5个是从泰晤士河直接取水供人饮用的。不久后，一场死亡5万人的瘟疫暴发。

　　医生约翰·斯诺第一个意识到，霍乱在粪便中传播，而粪便又污染了水源，从而导致了瘟疫。正是从那时起，伦敦著名的巴扎尔盖特下水道系统开始建立。

　　厕所引发的公共卫生革命，可以极大地降低因腹泻导致的死亡率。有数据显示，在这种公共卫生设施方面每投入1美元，在节省医疗费用和提高生产力方面平均能得到7美元的回报。哈佛大学遗传学家加利·拉夫昆认为，在延长人类寿命的诸多因素中，厕所是最大的变量。

　　19世纪堪称是“厕所世纪”。在19世纪40年代，在汉堡出现了用河水冲刷管道的下水系统。世界上第一个抽水马桶公厕建于1852年的伦敦。

　　公厕，一个城市的内衣

　　据新加坡公厕协会的统计，如果以一个人平均每天上厕所6.8次计算，一年大约要上2500次，由此测算，人的一生在厕所里待的时间加起来有3年。厕所的重要性由此可见，而城市公共厕所，更是私密性与公共性的统一，是厕所文化功能的集中体现。

　　著名杂文家沈宏非这样调侃公厕的公与私：没有任何话题比公共厕所更具有公共性了，这是在公共场合办的一件私事，在公共性的语境中讨论一件极其私密之事，也就是说，上公厕原本乃是一桩合情合理的假公济私行为。

　　公共厕所已经构成了一种环境文明的内容。对公厕的态度，基本上与民族文化素质成正相关效应。公共厕所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是因为它作为一个重要的侧面反映着、表现着人们对生活质量和生存方式的态度，也表明城市建设，包括相关的政府行为：法规、规划、市政管理等方面的认识水平、风气和卫生习惯、思维特征。

　　公厕的战争中有太多数不清的故事：有女权主义关于数量分布的性别战争，有城市建筑的风格缩影，有市政设施是否贴近民情的分布版图，有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直观体现，也有国民素质的侧影写真。

　　到了近代，中国的厕所卫生渐渐地落在了欧洲的后面是回避不了的话题。世界上第一个抽水马桶公厕建于1852年的伦敦，而1852年的中国，紫禁城里每天清晨都会有粪车从“后门”进出。

　　如今，放诸全世界，各国的公厕建设都有可取之处：澳大利亚有一种很特殊的地图，它就是标明全国各地公共厕所位置和开放时间的“厕所地图”;日本公厕里还特意在厕位旁设有放置婴儿车的地方，可谓于细微之处见关怀;德国各城市公厕管理部门在确定厕所的地点、数量、设施时，必须依靠著名调查公司来配合完成……

　　在北京、上海、深圳等“窗口型”大城市的一些主要街道，不乏花费上百万元装饰的豪华厕所，而百姓生活区内，许多公厕却状况堪忧。

　　公厕设施也是人文景观之一，公厕建设和管理也是城市建设和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生活质量如何，不止体现在我们可以消费什么样的衣服、食物，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享用着什么样的车子，还在于我们在使用什么样的公厕。

　　什么样的城市公厕背后代表着什么样的城市居民最内里的日常隐秘生活。所以，我们呼吁，我们要吃的文明，住的文明，也要拉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