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政商局”

　　一组数据可以显示如今书画市场的火爆。在2011年中国艺术品春拍的统计中，艺术品拍卖成交价格前100名榜单中，中国书画占据69席;在过亿的15件艺术品中，书画占据11席。

　　书画市场火爆，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艺术品投资的兴起，除此之外，书画的另一重属性：礼品也从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市场的活跃。

　　如果从礼品的价值而论，无论是真金白银、参茸虫草，还是名烟名酒、名表名包，令人震撼的程度似乎都无法与古玩字画相媲美，因为它们少则几万、十几万，多则数十万甚至百万、千万，更重要的是其中有惯常礼品所不具备的“风雅”和“别致”。

　　“隐蔽安全，充满温情”

　　最近几年，中国的艺术品市场空前繁荣，随着亿元时代的出现，各个品类艺术品的价格纷纷水涨船高，以往只属于小众雅藏的古玩字画，也因价值连城而逐渐成为高档礼品的重要选项之一。毕竟，这年头，连大妈们都知道，艺术是很值钱的!

　　一方印章、一把紫砂壶、一幅字画、一个笔筒……这样的礼品不仅风雅，而且在“含金量”十足同时又相当低调、隐蔽、婉转，不像传统的金钱交易那般赤裸裸。

　　“现在官员收礼都相当谨慎，普通的礼品根本看不上眼，冒着风险也值不了什么钱，不如不收。但是，古玩字画就不一样了，有时叫人很难拒绝。”著名书画经纪人郎永告诉《齐鲁周刊》，他说，常有人通过他向书法家求字，很多要写上“赠某某”，这样领导不收也不好，因为写了他的名字总不好再给别人了。

　　虽然官员权贵中爱好古玩书画的不少，但真正懂艺术的毕竟是少数，所以要想礼品的价值被对方充分地“领悟”，选择那些家喻户晓的艺术家或者“有名头”、“有官职”的艺术家会更加事半功倍。

　　“比如书画若出自在美协、书协有头衔或者在艺术院校有职位的书画家之手，那自然是拿得出手的，因为不管你懂不懂，有来头总是感觉错不了。”郎永说，“如果更有实力，那就可以选择如齐白石、范曾的画或者启功、沈鹏的字，这些在艺术市场里都属于硬通货，最受欢迎，价值高、能保值，而且变现也非常容易。”

　　“隐蔽安全，充满温情。”曾在拍卖行业摸爬滚打多年的浮石向本刊记者总结了艺术品成为贿赂介质的特性，他曾在小说《青瓷》中描绘了这一方式是如何在商场和官场之间起到润滑作用的。

　　浮石说，一般层级的“雅贿”，“以假当真”的居多。比如求人办事，如果送礼人觉得这是个一次性的事情，那就极有可能找个假古董，再想办法弄个鉴定书，标上几万甚至是几十万元，对方也不一定弄得清楚。

　　收礼人也往往“以真当假”。因古玩实物没有明确的定价标准，一旦东窗事发，还可以“以为是赝品”搪塞。老边说：“古玩界有个规矩，东西一经卖出，不退不换，不开发票，往来不留记录。”

　　“洗钱”产业链

　　“某些情况下，真假并没有那么重要，作为礼品的古玩早已背离了真实的价值，成为一种变现或洗钱的‘介质’。”浮石说，这一链条上的三方——送礼人、古玩店、收礼人心知肚明，收礼人把一件不值钱的东西放在某古玩店代售，通常是件赝品，送礼者再以真品的价格买下。甚至同一件东西会被人重复买去多次，最后又回到古玩店。真品与赝品之间的差价归收礼人，古玩店则赚取高额中介费。

　　艺术批评家栗宪庭去年曾公开撰文炮轰，水墨画已经变成官商洗钱的主要途径，某些人水墨画价格的涨落，成了权力社会利益的K线图。

　　拍卖会上，有业内人士经常看到有买家，以极其离谱的价格拍走一个在收藏家们看来不值几个钱的字画。这个看似神秘的游戏，其实是拍卖行和送礼者一起做的局。

　　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开拍前，送礼者先弄一张权威机构的鉴定书，抬高拍品底价，接着再把拍品产权人定成收礼者。开拍了，找几个熟人一起竞拍，送礼者最后以高价拍下，钱顺利进入收礼者的口袋。而拍品本身可能就是几年前送礼者送的。

　　参与做局的拍卖行几乎是零风险。“拍卖双方都要给12%的佣金，但是拍品真假一概不负责。”《中国文物黑皮书》的作者吴树告诉记者，中国大小拍卖公司有三十多家，世界之最，有很多拍卖一看就是用来洗钱，但很难抓住他们的把柄。

　　据吴树了解，一些古玩店本身就是官员开的。“都是请亲戚打理，东西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赝品，掩人耳目用的，另一部分是真正受贿来的东西，用来拍卖。”

　　有的甚至通过情妇来做掮客。宁夏回族自治区原副主席李堂堂的情妇陈某爱收藏字画，据媒体报道，她的字画一旦被有求于李堂堂者购得，即可证实李已经答应办事——有批发工程的，也有想加官进爵的。

　　现在的局越做越大。在北京、上海一些高级餐厅里，往往会摆有许多标价高达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古董字画，还真有人买。上述知情人士透露，这些餐厅都有“后台”，而所谓古董可能就是从潘家园淘来的几十块钱的地摊货。

　　不过，古代即便是雅贿，也跟现在有很大不同。“古代收藏家里边，官员占大多数，他们是真喜欢，真懂行，送的东西也是实打实的。”收藏家马未都告诉记者。

　　曾经的精英收藏，今天在中国变成了像炒股票大葱一样的全民狂欢。是谁在这一波浪潮中“先富起来”?吴树说，不是文物贩子，也不是普通收藏者，“最具代表性的有两类人，一类是像艺术品投机商这样的显性富人，另一类是贪官污吏，为隐性富人。”

　　“艺术品市场就是一个礼品市场”

　　“上世纪90年代，艺术品市场就是一个礼品市场。”北京荣宝拍卖公司总经理刘尚勇告诉本刊记者，他1983年毕业进入荣宝斋，那时候书画放在荣宝斋里销售，是由画廊来统一确定价格，一流画家几十块钱一平方尺，二流画家十几块钱，三流画家几块钱。定不高也卖不贵，销量也有限。买一张齐白石的画，或者象牙图章、白玉件、紫砂壶，当时也就几百块钱，但像他一个月工资只有46块，普通人再高也就是100多块，如果不是要送人解决实际问题，一般是不会花钱买的。

　　刘尚勇将艺术礼品市场大众化的起点确立为对挂历功能的取代。“一开始找人写一些吉祥的词，比如‘鹏程万里’、‘难得糊涂’等。当时最大的热门是启功先生的字，写首唐诗，很文雅，字也漂亮，装裱好了，送给领导或者父母。除此之外，三四流画家画的山水花鸟侍女，也都很好送，很多不知名的画家今天仍然是礼品画主要的生产者。

　　随着这个群体越来越庞大，购买力越来越强，也不再满足于几百块钱几千块钱求字求画。而各个区域重视的画家不尽相同，比如山东看重齐鲁画家的作品;广东就更看重岭南派的画作;而在陕西西安，当地的几位名画家都很受追捧。在北京也是一样，比如刘大为、王明明、冯远的作品关注度就更高一些。”

　　一个他遇到的段子是，以前饭店的豪华套间用的装饰画都是真品，这点被犯罪分子利用，到多家宾馆去把真品从画框里拆出来，换上赝品，再把真品拿去卖。有一张画被警方追踪到时中间已经倒了17手，而且每个人还都赚到了钱，毒品的获利也没有这么多。办案的警察忍不住跑来问他，这幅画到底值多少钱?

　　礼品的另一目标是名家。但没有一定的艺术修养，一般人根本无法判断一件书画的艺术价值，对于要立刻得到回报的人来说，名人效应甚至“官本位”也算是一套可以迅速衡量的评判标准，长期以来被认作是市场上的潜规则。以占当代书画市场50%到60%的山东书画市场为例，选择画家的方法，简单直接，就是看他是不是美协、书协的会员，有没有名气，对创作的水平和笔墨功力并不太重视。

　　有时候，艺术品不确定的价值甚至用更赤裸的方式去彰显。浮石说他曾满怀希望去一个年产值几十亿元的江苏礼品公司取经，结果发现，他们的经营套路非常单一，无论是瓷器、青铜器、玉器还是书画，一律“贴金”，让人一望即知用了多少金子，换算成人民币值多少钱。

　　这一招很管用。如今，古玩城里卖得最好的礼品是鎏金佛像，寓意好，“佛送平安，另外是鎏金的，看上去就值钱。”■链接贪官们的字画去向

　　检索近十年落马官员的受贿清单，可以发现重庆前司法局局长文强和湖南郴州前市委书记李大伦，原来都是张大千的拥趸。杭州前副市长许迈永的收藏室，简直是个小型书画博物馆，里头不光有齐白石、范曾的画，甚至还有启功、沙孟海的字。

　　据媒体报道，厦门海关原副关长接培勇收下一幅九位名家合作的牡丹图之后，还给赖昌星的好处是走私上的一路绿灯;商人宋某仅用17万的字画古董，就从浙江海宁市原副市长马继国那儿换来了175万的土地出让金免单“奖励”。

　　案发后查获的总财产折合人民币千万元之巨的温州一公安分局局长，好收藏古董、字画。到2003年3月案发时，他拥有书画作品195件，瓷器及西方艺术品27件，邮票、鸡血石及其他文物1000多件。由于珍藏甚巨，他不得不购一套高级公寓专门陈设，被称为“私家博物馆”。

　　等待这些字画的下场只有一个——通过公开拍卖变现后上缴国库。早在1992年，国务院办公厅一份通知中就已经做出公检法等罚没物品必须拍卖的规定。

　　2004年4月，原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的涉案物品拍卖会，就在石家庄一家三星级酒店预展3天，吸引了全国1万多人。

　　从后来的拍卖效果看，李真收藏的字画最为抢手。与起拍价相比，字画类拍品的成交价增长率最高，达589%，成交率达85%。黄胄的《驴》，还有徐悲鸿的《神鹰图》，已经确定是赝品，但最终也有人愿意花7000元买下，就连李真的金印也被人拍走了，6400元。

　　但毕竟是涉案物品的拍卖，就算是真品，也无法跟拍卖市场上的行情同日而语。2007年1月，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阜阳市原市长肖作新等7位贪官的涉案物品拍卖会上，一张编号243的字画，起拍价只有两元。未装裱的89幅字画从6750元起拍，最终拍出全场最高价——4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