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报趣话

　　１８４４年５月２４日，华盛顿国会大厦联邦最高法院会议厅。年过半百的莫尔斯向巴尔的摩发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份电报：“上帝创造了何等的奇迹！”２００６年２月６日美国西部联盟公司宣布，停止电报业务。然而这则消息竟然在一个星期之后才引起公众媒体的注意：世间事物大致如此，华丽登台，黯然退场。

　　无论如何，电报主宰过一个电信时代。中国，也不例外。　

历史篇：中国第一条电报线

　　才子黄遵宪写过一首咏物诗：“一朝寄平安语，暮寄相思字。……如何君寄书，断续不时至？……安得如电光，一闪至君旁！”离愁别绪的意象并非汗巾、铜镜或传书的鸿雁，却是电报。

　　早在１８６３年（同治２年），英、法公使就向清廷建议引入电报，可惜清廷对于电报毫无兴趣，更不准许铺设电报线路。当时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就认为电报“于中国毫无益处，而贻害于无穷”。民间谣言更甚：那一根一根杆子戳在地上，专门吸地气和死人魂魄。因此，清廷对这种先进的“幺蛾子”甚为排斥。

　　彼时，上海已成为最繁忙的通商口岸，中外企业商机纵横，商人们对于电报业务的需求日渐增加。同治四年，专门做海运的英国公司利富洋行驻上海的负责人雷诺决定暗度陈仓。他拍出一万白银，引进一批电报材料，雇来两名德国技师和二十余中国民夫筹备开工，既不向官府申请，也不请示英国领事，径自用月余的时间，沿着川沙厅（今上海浦东）小岬到黄浦江口金塘灯塔间偷偷摸摸建起了一条专用电报线路，长达２１公里，单电线杆就立了２２７根。

　　洋人嚣张，寻常百姓见了都绕着走；官府见工人有恃无恐地当道施工，以为必有后台，不敢询问——民不究，官不查，上海乃至全中国第一条电报线就这样以“违章建筑”的名义诞生了。

　　利富洋行凭此电报线掌握先机获利颇丰，但这事还是传到了苏松太道丁日昌的耳朵里。丁是晚清官场上出了名的辣手刺头，一边厢，他派人制造舆论唆使群情激奋的农民一夜之间掘掉全部电线杆，另一边厢，一纸文书告到英国领事处说利富洋行“未经核准，擅行兴造营建”，要理事衙门介入审理。如此一来，这条名垂青史的电报线只生存了半个月便被暴力强拆了。

　　１８７４年５月，日本以琉球船工在台湾无厘头被杀为借口，发兵猛攻台湾。双方交手互有胜负，打打停停将近半年。此战以清庭偿付抚恤金５０万两白银结尾，但其间日军充分利用电报联络灵活调动的实例却引起了李鸿章的注意。另一方面，致力于推动国营电报的盛宣怀也告诉李鸿章一件事：某年曾纪泽远赴彼得堡与俄罗斯谈判索回被俄方强占近１０年的新疆伊犁事宜，曾纪泽自彼得堡发至上海的催命电报，茶未冷而可达，但从上海把这些急电用快马送抵北京，却用了１０天。

　　于是以李鸿章为首的一批大臣上书陈言电报之利，奏请兴建自己的电报网络。慈禧太后在其劝说下，恩准了申请——数十年后庚子国变时，恰好是一封及时的电报让她逃出紫禁城。

　　１８８０年８月，李鸿章饬令筹建津沪电报线路，在天津成立津沪电报总局，郑重任命盛宣怀为总办。一年后，中国的几大重镇都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电报网络，该局也被正式命名为中国电报总局。“电报”这个外来词不但在中国民间广泛流通，也被用来命名中国政府一个中央级衙门——它已彻头彻尾中国化了。

战争篇：西柏坡的４０８封电报

　　不过，让电报更加“中国化”还要数晚清一代奇人洪钧。他一生排斥西方文化，连照相都不肯，却动手改造中文电报码：以十二地支来代表十二个月，再以平水韵的韵部来代表日期。当然，编码也并非严格按照韵部来排列，比如第三十日本该用“陷”，但是这字不吉利，就换成了“卅”字；使用公历以后，又加了一个“世”字代表二十一日，因为“世”字拆开恰好是廿、十、一。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种规矩未免叠屋架床，但那时能接触到电报的多是高级知识分子，对于韵部熟悉得很，自然不在话下。

　　这种方法一直沿用至新中国成立之初，七十年间，中国开始进入动荡时期，军阀割据战争连年，电报无数次在军事指挥中发挥重要作用。美国人就曾经责问蒋介石，“你有飞机，为何坐飞机指挥却总打败仗？毛泽东没有飞机，靠电报指挥，为什么屡屡胜利？”

　　毛泽东发电报最频繁的怕是要数三大战役期间。那时中央所在的西柏坡与前方战场间的联系主要靠电报。“人员、机器都是超负荷运转，大小机器全部开动，连备份机都用上了，机器一旦出故障，更为紧张，彻夜赶修。值班、抢修机器，每天２４小时连轴转，不知道度过多少个不眠之夜。”在原中央军委作战室参谋刘长明的记忆中，那一段时间电报特别多，电报员每天收发电报的频率比往常高好几倍。

　　电影《建国大业》中有这样一个细节：毛泽东拿一个梯子登上房顶，他在房顶上看，房下人问他：“你看什么呢？”“我看锦州，１０点半还没打进去，哪个部队啊？”别人说：“你已经问了８遍了。”可见锦州之战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