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海湾大桥建设纪实⑨工地上的“调音师”

■青岛海湾大桥建设纪实⑨

　　作为一项浩大的工程，青岛海湾大桥在地理意义上，东起青岛胶州湾高速公路李村河大桥北２００米处，西止黄岛红石崖与新建济青高速南线顺接，全长３５．４公里，其中海上２７．０８９公里，建设工期前后达３．５年之久，上上下下涉及的部门单位和个人无法详尽统计。在如此大的时空跨度和如此复杂的人事结构中，若想保证海湾大桥这架巨大的钢琴弹奏出美妙和谐的乐曲，不仅需要技艺高超的演奏家，也离不开那些耳聪能辩音、手巧能调弦的“调音师们”。

 

　　大桥建设工地上就活跃着这样一批司职协调工作的“调音师”，他们穿梭于各个节点，一旦发现阻滞现象，即刻进行疏导、沟通和协调，使整个乐曲的起承转合环环相扣、行云流水、浑然天成。

　　其实，“协调”二字说着轻巧，做起来却有千钧之重，那些关于“协调的故事”，同样一点也不轻松……

“多一点耐心，少一点遗憾”

　　说起２００７年那次“被怠工”的经历，中交二公司青岛海湾大桥项目经理部副经理刘宏依然心有余悸。“当时的情况让我们叫苦不迭，明明是海上施工的黄金季节，我们的职工却闲着晒太阳，光是每天的设备损失费就高达２０万元，还有职工的生活补助费１万多元，这样的消耗任何一个施工企业都无法承受。”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中交二公司青岛海湾大桥项目经理部所承担的大沽河通航桥工程段，正位于青岛宜顺渔业有限公司的蛤蜊养殖场，原来确定下来的补偿标准为每亩４２００元，该标准是经由青岛市政府和大桥业主研究共同确定的，却不想青岛宜顺公司方面忽然提出“渔民不应该与农民一个补偿标准，对海域长期占用和短期占用补偿标准也不应该一个样”，要求按照每亩３．２万元的标准重新进行补偿，在没得到大桥业主同意的情况下，宜顺公司的渔民进入施工区域阻挠正常施工。“最严重的一次是９月４日，我们一艘运送水泥浆的船被渔民围住不让航行，被称为船舶生命线的高频电台也被渔民卸下拿走，直到９月１２日船员们把船上的饭菜吃光了，渔民们才放行。”

　　青岛海湾大桥协调指挥部闻讯而动，迅速组成包括公安、边防在内的２００多人的协调小组，依靠青岛市委、市政府支持，在青岛市交通委、渔政管理等部门大力配合下，与宜顺公司渔民进行深度沟通。

　　“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大桥施工中协调工作的重要性，一个小小的零件出了问题，就能影响整部机器的运转。要做好协调，不是一味的迁就与和稀泥，而是要考虑方方面面利益的均衡，要有理有力有节，既要坚持原则，又要机动灵活。做协调工作多一点耐心，少一点遗憾。”在妥善化解了这件波及甚广的“补偿纠纷”后，山东高速青岛公路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总经理姜言泉做了如此总结。

　　“做协调工作要善于发现那些‘不和谐的音符’，一旦察觉要即刻实施干预措施，让它们‘归于本位’，尽量避免出现既成事实的互相干扰。”海湾大桥计划合约处负责人刘国强对此体会颇深。他说青岛海湾大桥从大的施工框架来说，主要包括下部（水下桥墩）施工和上部（水上桥梁）施工，而上下部施工单位大都分属于不同公司，在施工进度上难免“动作不一”，上部单位指责下部单位进度慢，影响自己的进度，下部单位又会摆出各种客观条件，为自己的迟缓找到“充分的理由”。“２００８年初，就有两个合同段发生了上下不协调的事，考虑到下部延迟上部的情况，我们不断督促下部施工单位加快施工进度，帮助他们优化施工方案，解决施工中的难题，前前后后为此至少召开了５次调度会，让下部施工单位立下承诺书，拖一天工期罚款１０万元。”

　　通过这种运筹，使各个合同段之间的施工次序实现了科学搭配，每天审查施工进度报表时，刘国强似乎都能听到“那些大大小小的齿轮相互咬合、相互助推的清脆之声”。

“这本经再难念，也要念好”

　　王树远的人生很像逻辑学上所说的“三段论”：２０年的军旅生涯，１０多年的企业政工经历，２００７年退休后来到青岛海湾大桥黄岛工作站。多年来一直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王树远，在黄岛“再次找到了久违的工作激情，时时体会着协调工作的难处和快乐”。

　　黄岛工作站成立于２００７年３月，包括王树远在内只有３个人，而他们所要面对的则是驻扎在黄岛的４个合同段共８家施工监理单位，还有与之发生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各个单位和部门。王树远说开始时对协调工作都有点摸不着头脑，在工作中边干边学，慢慢也就形成了自己的工作套路。

    前期协调工作主要是外部协调，其中协调征用工程建设用地是重头戏，这包括１８３亩永久性建设用地和２３０亩临时性建设用地。作为这出戏里的重要角色之一，王树远可谓尝尽了此中的酸甜苦辣咸，用他的话说就是“跑断了腿，磨薄了嘴，气又气不得，打又打不得，只能凭着一颗责任心去做工作，达到各方利益的平衡和协调一致”。

    在征地过程中，王树远跑大桥建设指挥部，跑街道办事处，跑居委会，甚至跑到个别村民家里做工作。“几百亩土地都要一寸寸的量，地面附着物的计算更是细致得令人难以置信，有村民种的花生要一棵棵的数。本来规定好的黄岛区青苗补偿费是每亩４００元，但到了地头有的村民不干了，‘普通农作物每亩４００元，经济作物可不能是这个价’。怎么办？只能再协调，因为费用是各施工单位承担，谁也不情愿往外多拿……”

    附近村子有的乱向施工单位要钱，“村里修路啊，搞绿化啊，过节啊，有时候都到施工单位要钱。这钱该拿吗？不该拿！我们只能一趟趟到村里和各施工单位苦口婆心做工作。”

    在王树远印象里，当地群众用车堵塞施工道路的事不只一次。一次，他顶着呼啸的北风赶到现场，看到一老乡瑟缩地坐在驾驶室里，就问冷不冷，老乡说“冷啥，我这是值班呢”，他就问“值班一天多少钱”，老乡说“一天７０”，王树远打趣他“这待遇不低啊”，接着就劝道：“在这里修海湾大桥是黄岛的福分，大家可不能只打小算盘，大伙算算耽误一天工期，晚通车一天，损失可不是几个小钱能算过来的！”

    这里的事刚完，九合同段进场又遇到麻烦。王树远有种“按下葫芦浮起瓢”的感觉。

    到现场一了解，原来九合同段临时性建设用地丈量过程中少了８亩。这８亩土地跑哪里去了？“原因是当初国土资源局放线时错了，可这８亩地怎么出来呢？”只能由当地村子出，村里又要钱，但按合同已经出了钱，再拿明显不合规定。王树远和同事们又上上下下做工作，“没别的法子，就一个字：磨。”

    内部协调相对比较畅快，主要是协调施工栈桥通行问题。王树远告诉记者施工初期，就已预测到栈桥通行会成为内部协调的最大矛盾。果不其然，“栈桥上的争端”一件件随着施工进度而增加，在此情况下他们主持制定了《栈桥管理办法》，转发各施工单位，要求各单位不能在栈桥上乱堆乱放，遇到吊机上桥作业，原则上提前向工作站申请，工作站协调好其他施工单位后再进场实施作业。“比如灌桩，应该搭个平台，可有的施工单位怕麻烦不搭，就得占用栈桥，这必然阻挡了别人通行，所以几个单位经常为这种事打唧唧。”

    王树远领记者走上栈桥，边走边说，“不要小瞧这条通道，它就像我们人体输送营养的主动脉，负担着海湾大桥建设的绝大部分工作量，不能科学使用，造成的损失恐怕不仅是延误工期，还有重大安全事故。”

    尽管已离开军营二十多年，但王树远身上敢啃硬骨头的军人做派依稀可见，“遇到困难时也着急上火，可也清楚，这就是协调，这本经再难念咱也得念下去啊。”他笑笑。继续对记者说：“大桥建成那一天，在桥上一走，再想起这点事儿不都是鸡毛蒜皮吗……”

１２个公章背后的委屈

　　徐淑军拿出一张施工协议给记者看，在这张纸上盖满了一个个公章，“别数了，总共１２个，而且每月都要跑一圈重新盖一遍。”

　　今年３４岁的徐淑军，是中铁十五局海湾大桥第九合同段项目部的副总工程师，他的重点工作就是“协调某部门”。

　　第九合同段的施工主要是黄岛陆上引桥工程，这段总长１．７４７公里的施工路段，要跨过胶黄公路、胶黄铁路以及若干乡村公路和地下地上诸多管线，中间还有涵洞４座，按照总工程师崔登云的说法：“这段工程的施工复杂程度堪称海湾大桥之最。跨胶黄公路的跨度６５米，加上延伸段全长８２．８米，是海湾大桥现浇梁最大的跨度，施工的同时还要保证下行车辆安全畅通。”

　　陆上施工遇到的问题一点也不比海上少，尤其是各种关系的协调更甚于海上施工，崔登云不无感触：“该经历的事在这里都经历过了，徐副总心里的苦水最多。”我们这才注意到，徐淑军脸上隐隐藏着“苦色”。

　　“苦倒说不上，关键是太折磨人！”徐淑军。

　　记者无意重述徐淑军跑某部门进行施工协调的过程，但其中某些细节确实引人深思，比如说该部门１２个单位要一个个签章，而每一个签章都基本在重复前一个签章的检验程序，为什么就不能合并相近职能、压减行政审批成本？“这张施工协议每一栏的章都得按照从前到后的次序盖，今天这个业务部门人没在，就不能跳着先找下一个来盖，必须得按照顺序走。”

　　一次，徐淑军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负责人递上申请表，人家扫一眼，说声这里填错了，就扔在地上，“至于到底哪里填错了、应该怎么填，那是你自己的事，人家不管，你自己去想去吧。”徐淑军弯腰拾起那张申请表，还要给人家赔一个笑脸，但他心里却在大声地吼叫着：“再也不愿意干这活了！”

　　回忆起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徐淑军像刚从苦水里拎上来，“我真的冲领导发过多次牢骚，这种活儿实在不愿意再干，可领导说让谁干？你说谁行我换谁。领导这样说，我还能怎么样？既然领导信得过，即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了。”

　　徐淑军坦言，在“跑协调”中似乎失去了很多尊严，受了很多委屈，可也得到了常人无法得到的锻炼，他渐渐“读懂了社会这部大学书，练出了一副好耐性，还开阔了眼界。作为一个男人，应该容纳更多不如意，‘以大局为重’绝不是停留在纸上的空话套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