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名人们的反迷信运动

　　伪士当去，信仰可存——

　　清末民国，迷信第一次遭到全面否定，数千年来形成的迷信传统受到新派知识分子的口诛笔伐。而此时，迷信依旧大行其道，以各地军阀、旧式文人为代表，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荒诞却又似曾相识的社会乱象。

　　民国官场迷信实录

　　民国时代，许多军阀政要信奉迷信，他们在政治、军事生活中遇到重大事件或将做出重大决定时，经常借助测风水、测八字、卜卦等活动。

　　四川军阀刘湘不仅自己迷信占卜、扶乩、风水，还聘请算命先生刘从云“以神治军”。刘湘拜刘从云为军师，以至于当时重庆流传“前朝军师诸葛亮，后朝军师刘伯温，当朝军师刘从云”的谚语。刘从云还组建了一支近2万人的“神军”。

　　更荒唐的是山东军阀张宗昌。1928年，国民革命军向北挺进，张宗昌得知悟善社(民国初年出现的秘密结社)练得有法术，可以避刀枪，就找来法师柴诩真，拜其为大法师，连夜画出了几万道符，发给士兵佩戴在身上。

　　阎锡山也不例外，他深信阴阳否泰之术。1930年，他联合冯玉祥反蒋，找了几个算命术士推算了几天，结论是中华民国十九年9月9日9时为黄道吉日，此时“登基”谓之长治久安。于是，阎锡山抵达北平，于9月9日在怀仁堂宣誓就任国民政府主席之职。然而9月18日，阎冯联军便大败。

　　阎锡山还最忌讳地名。抗战爆发后，他带着第二战区党政要员来到陕北洛川，因为洛川谐音“落川”，而阎锡山的字是“伯川”，于是就转移到宜川。

　　与以上众人不同，蒋介石不信“国产”鬼神，而信《圣经》。1930年中原大战，差一点被冯玉祥的士兵捉住。他躲在车厢内，双膝跪地，泣声祷告：“天父在上，大显神通，今夜只要护卫中正脱险，我一定洗礼入教……”脱险后，蒋介石认为是祈祷起了作用，自此决定全身心信奉基督教。

　　1947年底，东北战况危急时，蒋介石即在日记中写道：“至十时祷告三次，天父许我明年圣诞节可消灭山海关以内各省之共匪，并令我不可放弃永吉、长春各要据点。可知天父之意者皆合实际与必然之理，凡遵照天意者必皆成功也。”

　　新文化运动与灵学会：鬼神之说不昌，国家之命遂促

　　康有为非常迷信，主要表现在迷信死生有命、迷信神仙扶乩和迷信风水。他年轻时，有一天经过华德里，忽飞砖掠面而过，若再近一寸就会打中脑袋而死，他经常以这件事证明死生有命。相信天命必然要相信鬼神，晚年迷信更笃，他和在上海的一些遗老，以集云轩作为扶乩之所，凡有疑难就请济颠神(济公)指示。1917年将行复辟，他和沈曾植等扶乩叩示复辟能否成功?“仙判大吉，故放胆为之。”

　　新文化运动促使大批迷信拥护者“挺身而出”。1917年，上海灵学会成立。这个以研究“灵学”为名的团体其实并不简单。首先，创立者都是社会名流、文化人。杨璿是江苏无锡市立学校的校长，陆费逵乃中华书局的创办人，俞复比较复杂，他早年参与过康有为的“公车上书”，与人组建过“少年进德会”，创办上海文明书局，任总经理。丁福保则是著名目录学家，让后人记住的是他编纂的《佛学大辞典》。

　　他们打着现代“学会”的旗号，创办现代杂志——《灵学丛志》，将一个原本的私人癖好引入公共空间，以“拯救社会道德”的名义加以鼓吹，提出“鬼神之说不昌，国家之命遂促”的谬论。他们为鬼魂照相、摄影，一时间被很多人信服。

　　上海灵学会的一些人拉大总统黎元洪题字，请近代“西学第一人”严复助阵，1918年2月还在上海《时报》登出广告，宣传“灵学”。而这一广告恰与《新青年》提倡“新青年之新道德”的广告出现于同一版面上。不仅如此，他们还有意挑衅，戏仿陈独秀昭示新文化运动主旨的名文《吾人最后之觉悟》标题的语式，说“灵学”可“予世人以最后之觉悟”。这种明显地分庭抗礼，终于让新文化人无法容忍了。

　　鲁迅：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

　　灵学会的出现，使新文化运动先驱们找到了集中批判的对象。

　　1918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4卷5号成了最集中讨伐“灵学”的擂台。这一期上有陈独秀《有鬼质疑论》、陈大齐《辟“灵学”》以及钱玄同、刘半农批评“灵学”的随感。陈独秀说，中国素有言鬼神的传统;处于科学时代，大讲鬼神、“灵魂”不可取;“摄鬼影以示人”，即为鬼魂拍照，并展示于杂志之上，为鬼魂存在说张目。这等于是把私人领域的精神爱好推广到公共空间。心理学家陈大齐则把灵学派的扶乩弄鬼之事上升到“愚民”以致国家存亡的高度。

　　胡适反对迷信，说的很直白且猖狂：“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鲁迅曾质问，中国人信仰万物皆有灵性，崇拜有形的万物，如果有人说这种崇拜与信仰是迷信的、荒诞的，那么，对于无形的神灵、单一的神，你如何能确定它就是唯一的正确信仰呢?被志士们称之为迷信的，鲁迅却认为是民族内在性的精神方式，是中国发育壮大、创造性的始基。而无视这种内在性的志士，粗听了些科学，就说“磷，元素之一也，不为鬼火”，动辄还会把对外吃败仗、国家蒙辱的罪过，加在迷信的乡曲小民身上。

　　鲁迅称这种内心无信仰、唯功利是尚的志士为“伪士”。于是，鲁迅疾呼：“伪士当去，迷信(信仰)可存，今日之急也。”

　　鲁迅的观点，至今看来，仍让人感慨万千。

　　学者三人谈：寻找中国人的信仰

　　“国家无信仰则亡，民族无信仰则衰，社会无信仰则乱，大学无信仰则烂，教授无信仰则堕，人无信仰则躁，家庭无信仰则变……”这样的言论看似危言耸听，但事实上，信仰问题已经引起中国人的广泛思考。

　　葛剑雄：中国人信仰什么

　　传统中国人的最高理想，就是治国平天下，对得起先人、祖宗，他没有对现世的超越性，也没有一个无形无像的神，因为人们生活在家族、宗法的链条之中，没有独立的个人，也产生不了个人精神的超越。

　　近年来，儒家学说得到主流肯定，翻开历史，特别是宋元以降，上至君相鸿儒，下至吏员生童，甚至贩夫走卒，无不崇奉孔孟，讲究三纲五常、仁义道德。实际上，真正的纯儒少而又少，绝大多数人只是打着孔孟的旗号，内心什么都信，佛道鬼神，打卦算命，因果报应，只要于自己有利，或者有一个能自欺欺人的解释，都可以接受，都不妨一试。

　　在民间，尤其是在汉族地区，家门口有门神，灶头有灶神，理财有财神，科第有魁星，婚姻有月老……一个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吉凶祸福，无不有相应的神或鬼督察照料。尽管表现形式不同，具体内容各异，这些崇拜的核心就是对因果报应的信仰，即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由于报应可以追溯到前世，延续到来世，这种信仰也淡化了社会不公，缓解了贫富对立，调和了官民冲突。

　　有人说，今天的中国，最普遍的信仰是权力和财富。现代奢侈泛滥的物质生活，掩盖不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信仰危机。

　　三十多年前的精神社会中，人们的物质欲望一直处于压抑时期，物资匮乏和“贫穷光荣”的思想指导着中国人的价值观。人们所想的都是平均主义，要穷大家穷，要死大家死。这倒符合中国传统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哲学理论。当物质逐渐满足时，人们开始寻找精神支柱，但怎么找也找不到，当整个民族成为了没有精神支柱的躯壳，于是，便随意找来自己认为可以慰藉心灵的东西，于是，大师便成了一部分人的偶像。

　　余胜海：富得像个人样

　　世界的游戏规则是由富人制定的，也将由富人打破。

　　哈佛大学教授桑德尔写过一本书——《金钱不能买什么?》，讲述了“市场是如何排挤道德规范的”，以及金钱不能买到公平、正义和公共的善。财富不仅是金钱，它代表着一种信仰和品质。财富失去了信仰和品质，“富豪”必然会缩水。

　　这一代中国人有幸看到飞速积累的财富、层出不穷的“富豪榜”，而频频落马的富豪则让国人看清了一些富豪在财富积累过程中的“原罪”和“现罪”现象。目前，中国不少富豪缺少“慈善观”，社会责任感和信仰缺失，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富豪榜上名列前茅的企业家在慈善榜上的排名却很靠后，有的甚至榜上无名。

　　当然，我们讲“原罪”，讲“赎罪”，并不是要均贫富，并不是要大锅饭，也不是要企业家个个都成为慈善家而把财产都捐给社会;只是期望在社会主义法制日益完善的今天，新创业的人们不再有“原罪”，已经富有的人们不再犯“本罪”，使富豪群体真正能受到社会的尊重，真正能成为社会的中坚，而不是财产的巨人、道德的侏儒。合法的劳动收入和资产都应该受到保护，光明正大地创造财富的人才能得到人们的尊重和认可。

　　王石选择去哈佛学习，接受“再教育”。马云和史玉柱选择“退休”，重新回到让心灵安顿的生活方式中来。任志强选择开“国金书院”，他要求自己每堂课都来听。罗红选择环保摄影。张宝全选择艺术家的生活。信仰，这是摆在富人面前的一道门槛，需要靠的是其人格的确立与智慧的觉醒。

　　杨恒均：信仰不是用来救国，而是用来救人的

　　人无信仰不行，一个国家的国民大多都没有什么信仰(除了钱)，那就很危险了。不过，今天当大家都在高谈阔论“信仰”的时候，我却想从另外一个方面敲打一下。我想大家也注意到了，当我们(尤其是作为精英的我们)在谈论信仰的时候，绝大多数都会立即把“信仰”与国家联系起来，和国家的发展前途，与“救国”联系起来。

　　这就让我有些警觉了。因为“信仰”这个东西在本质上是非常个人化的。如果真要很“功利”地拿信仰来“拯救”什么，排在前面的首先应该是我们自己，我们的灵魂，而不是某个“国家”。

　　当初我们在吸收西方先进经验的时候，就曾经铸下大错，把我们向西方学习“长技”与制度的目的定为“救国”，而忽视了人，人救不过来，国家就算救活了，又靠什么支撑?结果大家都知道了，走了一百年，几乎还在原地踏步。同西方的“长技”与制度相比，信仰这东西是更加私人化的，与我们每一个个体密不可分。

　　我们需要信仰，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拯救我们的灵魂，而不是为了这个国家。国家倒应该为每一个公民的信仰自由创造条件与“保驾护航”。虽然我竭力推崇自由、民主、法治与人权的价值观，并期盼这些普适价值能够成为国人的核心价值的一部分，但这些和我们今天说的国人的“信仰”是有本质区别的。一个国家应该有得到大家认可的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但却绝对不能要求国人都要有共同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