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与出路：如何保卫童年

　　专访教育学者熊丙奇——

　　中国法律对幼女和女性的保护非常狭隘

　　《齐鲁周刊》：从立法角度，您如何看待“海南事件”?

　　熊丙奇：在中国，“性侵犯”甚至还不是法律概念，多数时候都以强制猥亵妇女、儿童罪或者强奸罪代替。针对儿童时更是如此。在英国，针对儿童的性侵犯，只要是强迫或诱导儿童进行性行为，比如，鼓励儿童看色情片，用性暗语或性话题骚扰儿童，爱抚或强迫儿童性交。都可被视为性侵犯，而这些行为都是犯罪。

　　在国际上，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02年对强奸罪的定义：“只要是使用阴茎或其他部位或其他东西，经武力逼迫或其他逼迫，触及阴道或肛门，不管程度轻微与否，都属于强奸。”

　　在中国，即便1984年就明确了针对奸淫幼女的行为，但满足条件仍然相当苛刻：需要犯罪人性器官与幼女性器官有接触才能认定。换言之，即便海南事件中，万宁人民医院检查显示的“女童阴部红肿、会阴有1cm裂伤”，仍然算不上奸淫幼女和强奸

　　对比即可发现，中国法律对幼女和女性的保护就非常狭隘。

　　令人不解的是，虽然中国刑法针对奸淫幼女、猥亵儿童等罪名的适用很僵化，但在查处卖淫的时候对所谓“性犯罪”处理的灵活性又变得十分充分，诸如2011年8月，北京丰台区公安局就曾以洗浴中心存在为客人提供“手淫”、“推油”等服务为由，对其进行过查处。

　　教会孩子系鞋带，而不是买不用系带的鞋子

　　《齐鲁周刊》：资料显示，近年来儿童性侵犯案有高发趋势，您如何看待其深层原因?

　　熊丙奇：一方面，家庭和学校教育不完善，监护不到位。在中国，保护孩子防止性侵的教育几近空白，再加上有留守儿童这类父母难以监管的群体，很容易发生一些女童与成年男人“交往”的事情，而且绝大多数“儿童性侵”都没进入人们的视线。

　　如今，性教育的缺失还是很严重，去年，中国青少年性健康教育研讨会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有四成人获得性知识靠的是网络。

　　因为很多的性侵害甚至发生在幼儿园小朋友的身上，家庭教育在此时是最为重要的。为避免危险，家长多选择给孩子买不用系带的鞋，而不是教会孩子系鞋带，自己去避免危险的发生。

　　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在一个小学课堂上，男教师让班上的女学生作出了很多“不堪”的事情来满足他的淫欲，而这样的行为在全班20多个同学的注视下进行了长达两年。一直到案发后，受害者还天真地认为这是课堂教学内容。郑渊洁曾经在《送你一百条命》提出“背心裤衩覆盖的地方不让别人触摸”。所以，从幼儿园开始，家长、老师就应该告诉孩子那些身体接触是坏的，只有对性侵害有了明确的判断，孩子们才能在遇到侵害时保护好自己。

　　公共教育：国外如何保护儿童

　　《齐鲁周刊》：相较于国外的儿童保护系统，我们有哪些借鉴和反省之处?

　　熊丙奇：1919年，第一个救助儿童组织在英国伦敦成立，并宣布要在世界范围内保护儿童权益，30年后的1949年，正式将6月1日设定为国际儿童节。迄今已有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芬兰、瑞士、日本、韩国等27个国家设立了救助儿童组织。

　　法律方面，要使得成人再打幼童主意时感到战战兢兢。美国国会1996年通过的联邦法案梅根法案曾规定：性侵犯者假释后或刑满出狱后，必须向警方登记住所，并公布给小区知悉，以便让家里有未成年子女的父母知悉是否有儿童性侵前科犯住在他们的社区。

　　此外，成人即便是与未成年人“交往”也要掂量一下，因为即便是“两情相悦”也同样是犯罪。2012年英国一起备受瞩目的案件就男教师杰里米携15岁的女学生私奔，而英国警方对此的应对级别是在全欧洲发布通缉令，并以涉嫌绑架未成年人的重罪逮捕了杰里米。

　　国际经验显示，保护儿童权益不仅需要法律支持，更需要一套能够切实执行义务的工作体系。

　　数年前一部名叫《刮痧》的电影，讲述了一位中国老人到美国探望儿子，用中医传统的“刮痧”疗法给孙子治病，却被儿童福利机构误认为“虐待儿童”而遭到起诉。

　　对于儿童是否受到虐待和侵害，国外启动调查程序，格外敏感。美国医院在接诊的时候发现儿童有外伤，会随即启动调查程序，由医生对孩子进行问询，一旦发生异常就会立即报警。

　　在欧美国家，专门有学校防性侵教育，课程以防止“性侵害、性攻击、性暴力和性骚扰”为讲授大纲，分别对学前儿童、小学低年级、小学高年级、初中、高中，设置了不同的课程。

　　在西方儿童权益保护方面比较成熟的国家，均有国家承担责任的监护体系。芬兰儿童保护工作者最主要的办事依据是《儿童福利法》，该法对儿童权益以及政府援助儿童的职责有明确的规定，从而确保社会工作者和抚养者在为儿童提供服务时，总能找到“埋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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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美童年的权利：国外如何保护童年

　　□吴永强

　　德国幼儿教育的观念是：“我们可以教给幼儿正确的习惯、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但不能以此为借口而剥夺孩子的玩耍权利和珍贵的童年。”

　　美国很多家长对孩子的管教是这样的，让他们从小学会独立，不依靠任何人，靠自己的努力去完成自己要做的事情。这样的方式有利有弊，但是比起中国式的全家围绕着一个孩子转，能更加有利于孩子将来的发展。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会知道满足也会学会感恩。这和日本类似，在日本的幼儿园里，老师也会着力教会孩子们笑，教孩子学会感恩。

　　北美的幼儿园，乃至小学低年级都是“以玩为主”，不过常常加入各种各样的“假设游戏”。通常这种游戏由老师扮演陌生人，孩子们扮演自己，场景可能是家里、幼儿园门口、游乐场或商场。陌生人有时告诉孩子，“爸爸妈妈出了车祸，正在医院里，我要带你去看他们”;有时会甜言蜜语地说，“我带你去一个很好玩的地方，吃好吃的东西”……让孩子增强辨别能力。

　　英国有一个《儿童十大宣言》，保障每个儿童都有获得安全的权利。这些细致入微的体察，对中国父母育儿，大有裨益，诸如“平安成长比成功更重要”、“背心、裤衩覆盖的地方不许别人摸”、“遇到危险可以自己先跑”等。

　　总之，在西方很多国家，对童年的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他们既保护儿童正常的生活不受外界侵扰，也保护儿童游戏、获得完美童年的权利。孩子是独立的个体，不仅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呵护，更需要我们去尊重。

　　■延伸阅读

　　童年的衰落，是文化的衰落?

　　□阿灿

　　美国批评家尼尔·波兹曼断言，童年的衰落预示着美国文化的普遍衰落。其实，这种扭曲不只是发生在美国。

　　童年记忆里如火如荼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们这些孩子在田埂上快乐地拾稻穗的时光，仿佛就是在昨天。消费文化的膨胀和大众媒介的强势介入，使得儿童成为戴着儿童面具的灵魂空壳。鲁迅先生说：“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让孩子用孩子的方式说话，也是“救救孩子”的一种手段。

　　童年的流逝加剧了当下社会的势利和世故。童年作为一种精神寄托，显示了一个时代的诗性气质。一个人面对世界的方式、态度和立场的形成，都能在他的童年里面找到依据。童年乌托邦看似无用，像是一段无所事事的时光，却不容许从人的一生中删去。只有技术神话、商业陷阱、明星绯闻的时代，终将是一堆心灵废墟。

　　南怀瑾曾言：“今日的世界，在表面上来看，是历史上最幸福的时代;但是人们为了生存的竞争而忙碌，为了战争的毁灭而惶恐，为了欲海的难填而烦恼，这在精神上来看，也可以说是历史上最痛苦的时代。在这物质文明发达和精神生活贫乏的尖锐对比下，人类正面临着一个新的危机。”

　　孩子是家长的镜子。社会焦虑导致家长焦虑，最终都反映到孩子身上。不快乐的学习注定是病态的，将来管理出来的社会也是病态的。

　　在高技术、低情感的环境中，童年成为一笔不可再生的资源，消耗掉了，就再也无处寻觅。剩下的是矫情的追忆与怀旧，精神故乡被无情地放逐，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让我们平静下来。

　　如今的70、80后，很多已为人父母，但在对待自己的孩子上，却又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一代人重复着一代人的悲剧，一代人在践踏一代人的尊严。80后们曾厌恶的繁重课业、成功主义又被他们自己拾起来，他们用一种庸俗而又可怜的口气重复着一个老生常谈、永远不变的真理：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之后又在那里哀叹：童年已死。

　　年轻的父母们从受虐者变成了施虐者，变成了镣铐最专业的保养者，革命最机智的告密者。

　　作家孙甘露在他的《上海的时间玩偶》一书中，写下了这样一句伤感而又意味深长的话：“忽然，我的童年结束了。”时代，就是这样让人措手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