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下的中国拯救

　　在中国，瘟疫的发生往往与其他灾害相伴生;从公元前674年至1949年，这2623年间，共记载有772年次程度不等的瘟疫。几乎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与瘟疫有关，瘟疫不仅改变了历史，还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中国人的性格。

　　瘟疫防治的古人智慧

　　在传统史籍中，对流行病的记载比比皆是，所用的名称有疫、疾疫、疠等，而一般统称为疫，合称疾疫。从现代疾病分类学看，这些疾疫包括瘟疫、瘴气、痢疾、流行性感冒、麻风病等，包含甚广。

　　中国历史上最早记载的疾疫发生在周代。鲁庄公二十年夏，“齐大灾”。按照《公羊传》的解释，此大灾即大疫。此后，关于疾疫的记载不断增多。据邓拓在《中国救荒史》一书中的不完全统计，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周代1次，秦汉13次，魏晋17次，隋唐17次，两宋3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从死亡人数看，程度最严重的一次是金朝开兴元年，汴京大疫，50日间，“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其数”。可见，疾疫对人类社会的破坏力的确非同一般。

　　与同时期的欧洲不同的是，古代中国在对抗瘟疫方面有着更为科学的举措，也涌现出一大批卓有成就的医学家和医学成果。明代时，一位名叫吴有性的医生，写成名著《瘟疫论》，指出“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这便是“疠气”。在此理论基础上，他提出许多治疗瘟疫的方法，对当时防治瘟疫很有效果。

　　鉴于瘟疫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古代中国从很早就开始进行了各种预防和控制尝试，具体措施包括：顺应节气、巫术的精神控制、注意公共卫生、派遣医生巡诊及无偿施药、处理尸体、病人隔离等。

　　最惨烈的哈尔滨大鼠疫

　　1910年冬，位于中俄边境的铁路枢纽小镇满洲里暴发鼠疫。第一病例出现于10月8日，一月后传染到哈尔滨，两月内蔓延至东北全境。当时清政府东北地方大员给军机处的报告是这样描绘的：“府厅州县地方蔓延所及者，66处，死亡人口达42000人以上。腊尾春初，疫势最为炽盛。哈尔滨一隅及其附近之双城、呼兰、长春，每日疫毙百数人，岌岌不可终日，哈埠人口不及2万，死亡至6000以上……”

　　而根据统计，至1911年，哈尔滨因鼠疫死亡的人数达到43300人，而全国因鼠疫死亡的人数则达到了近百万人。

　　当时的俄国和日本在东北的殖民势力很大，他们以中国政府无力处理为由，准备出面控制我国的防疫工作。清廷唯恐俄、日再次窃据国土，在万般无奈之中，接受外务部施肇基的推荐，委派时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副校长)的伍连德博士为全权总医官，赴东北领导防疫工作。伍连德到哈尔滨的前后，已有多名医生死于鼠疫传染。伍连德深知被欧洲人称为“死神”、“黑死病”的鼠疫的危险性，但他不顾危险，深入疫区进行调查。

　　伍连德采用了划分疫区和非疫区、隔离疫区、控制交通、阻隔瘟疾继续传染、消毒、焚烧死尸、建立医院收容病人等传统的防疫措施。并逐日为疫区百姓发放柴米，派巡警查看各房及院落有无隐藏尸体。终于在1911年4月扑灭鼠疫。为此当年5月他获得了清政府颁发的二级双龙勋章，还得到“医学进士”的功名。

　　瘟疫大多属于天灾，

　　也有人祸

　　1945年8月9日，侵华日军731部队石井四郎除做部队的“善后”，即消灭一切罪证外，别无他法可想。临逃窜时，他们把一部分带有鼠疫菌的老鼠放出。在以731部队为中心，方圆8公里的所谓“特别地区”内立时发生了鼠疫。

　　1946年7月这场突如其来的瘟疫袭击了哈尔滨市平房区后二道沟屯，疫情很快扩散到村子的每一个角落。平房区鼠疫、霍乱暴发后，由哈尔滨特别市医院院长贾连元组成医疗队前往疫区，成功地控制了疫情。

　　事实证明，凡是有日军细菌部队侵驻的地方，在其逃离之后都曾发生过瘟疫。更为严重的是，这次鼠疫之后，鼠疫疫源定着下来，形成了哈尔滨疫区。自1946年至1954年，哈尔滨疫区发生6次鼠疫。

　　另据原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防疫队长张杰范说：“由于日本细菌战犯大量撒放带菌的鼠蚤，1946年至1947年的两年内，在哈尔滨、长春、通辽、乾安、扶余、热河各地区，猖獗的鼠疫同时并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