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流感背后的文明变迁

　　瑞典病理学家福尔克·亨申曾说：“人类的历史就是疾病的历史。”的确，翻开人类发展的进程，从最古老的鼠疫、流感，到埃博拉、非典，几乎每一次疾病的风行，都是伴随人类文明的发展而来，而疾病的大规模爆发，又会反过来对人类文明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鼠疫开启的第一次卫生革命

　　鼠疫，又叫黑死病，它在西方文明史上所留下的恐怖记忆远远超过了其它任何疾病。

　　加缪曾这样表述写作《鼠疫》的动机：“我想通过鼠疫来表现我们所感到的窒息和我们所经历时的那种充满了威胁和流放的气氛。我也想就此将这种解释扩展至一般存在这一概念。”

　　历史上首次鼠疫世界性大流行出现在公元542年，它夺去了一亿人的生命，并导致东罗马帝国衰落;14世纪时，鼠疫再次横扫欧洲，造成2500万人丧生;19世纪末又出现了第三次世界性鼠疫大流行，约1500万人死亡。

　　这三次鼠疫流行中，最为恐怖的是14世纪在欧洲出现的那几次“黑死病”大流行。当时意大利著名诗人彼特拉克留下了这样一封信：“亲爱的弟弟，我宁愿自己从来没有来到这个世界，或至少让我在这一可怕的瘟疫来临之前死去。没有天庭的闪电，或是地狱的烈火，没有战争或者任何可见的杀戮，但人们在迅速地死亡。有谁曾经见过或听过这么可怕的事情吗?人们四散逃窜，抛下自己的家园，到处是被遗弃的城市，到处都蔓延着一种恐惧、孤独和绝望……”

　　在极度恐惧中，人们把鼠疫看成是上帝对人类罪孽的惩罚，无数犹太人被活活烧死或打死，被教会视为邪恶之物的猫更是被遭到赶尽杀绝。然而，黑死病却依旧猖獗。

　　1894年，法国细菌学家耶尔森发现，鼠疫的病原菌是鼠疫杆菌。几年后，另一位法国医学家又发现，鼠疫主要是通过跳蚤叮鼠再叮人传播——原来，引发这种可怕瘟疫的不是罪人也不是瘟神，而是老鼠和跳蚤!

　　而在此之前，人们已经渐渐意识到，鼠疫等疾病的流行正是人类自身清洁和环境卫生做得不好的恶果。于是，18世纪的欧洲各国加强了基础卫生设施的建设，改进下水道，集中处理垃圾，普遍杀蚤、灭鼠、消毒……通过这些举措，鼠疫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这次对鼠疫等传染病的防治如今被称为“第一次卫生革命”。

　　现在，鼠疫病例在大多数国家已基本消失，只会在一些环境卫生状况恶劣的国家和地区偶然出现。

　　1918大流感：

　　最短缺的商品是棺材

　　流行性感冒看上去是一种很平常的疾病，但夺去人命最多的瘟疫恰恰正是它。

　　1918年，在奔赴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美国士兵中，流感开始肆虐，而这些士兵又将病毒带到了欧洲战场。随着战时人员的频繁流动，以及战后士兵们纷纷返乡，一场可怕的流感在全世界范围内蔓延开来。

　　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幸免。在太平洋的西萨摩亚群岛，20%的人死于非命。在印度，大约有1200万人丧生。

　　当“西班牙流感”跨越大西洋来到美国时，惨祸达到了巅峰：

　　由于病毒的肆虐，墓地管理员一天到晚忙个不停，尸体在仓库中堆积，许多人被迫掘开祖坟以埋葬新死者，棺材也严重短缺，有意大利移民甚至用原本用于装通心粉的木盒来敛亲人的骨灰。

　　当然，这决不是第一次由战争与人口流动引发的瘟疫爆发。在伤寒疫苗发明之前，几乎每次战争都会有大量士兵死于伤寒，而历史上的许多著名战争(如伯罗奔尼撒战争、蒙古骑兵西征)也都在被征服地留下了致命的病毒。

　　事实上，包括战争、贸易、传教活动等造成的人口流动正是促进传染病大规模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六世纪中叶，天花跟随朝鲜佛教传教活动来到日本，使日本陷入恐怖的“瘟疫时代”;中世纪的东西方贸易，把丝绸和鼠疫一起由中国带到了欧洲;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更将天花、鼠疫、流感、霍乱等烈性传染病传播到美洲大陆——消灭掉上千万印第安人的首要元凶正是这些瘟疫，而不是殖民者的枪炮。

　　肺结核文学与现代文明

　　结核是一种使人渐渐虚弱苍白致死的传染病，曾一度被认为是贵族和艺术家的特征。

　　在18～19世纪的文艺作品中，艺术大师以他们特有的细腻和敏感，让我们体会了当年肺结核的猖獗。作品描绘了一个个痨病角色，受害者面白、虚弱、不停地咳嗽，慢慢变得骨瘦如柴，咳血，最终撒手人寰。

　　在文豪们的笔下，一度把结核病与年轻、纠结、热情、忧伤和才华联系起来。1852年小仲马的小说《茶花女》、1896年普契尼的歌剧《艺术家的生涯》中，女主角都死于肺痨。她们往往被描写为弱不禁风、说话声音轻慢飘逸、阵阵咳嗽、极易晕倒，疾病与她们受挫的爱情紧密交织。在我国的文学作品中，《红楼梦》里多愁善感的林黛玉，也是一名肺结核病患者。她身体孱弱，娇喘吁吁，面色苍白，却两颊绯红，终因咳血过多、身体极度虚弱而死。文艺作品中有关结核病患者的描写，都是现实的真实写照。

　　诸多文学作品掩饰不了肺结核的残酷，它夺去的人命却比其它烈性传染病更多——从1882年3月24日德国微生物学家郭霍发现结核菌以来，全世界至少有2亿人死于该病。

　　由于现代医学的成果，20世纪70年代，结核曾一度得到控制，人们乐观地认为，我们可以像征服天花一样彻底征服结核病。但到了1990年，全球却突然出现了750万结核病人。1993年4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不得不发布“全球结核病紧急状态宣言”，号召全世界紧急动员以控制结核病。可结核病患者的人数依然年年上升。现在，世界上有1/3的人受到结核菌感染，每年约有300万人死于结核病，它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全球传染病头号杀手。

　　为什么结核病会死灰复燃?原因很多。首先是在医学昌明的今天，人们忽视了结核病的防治;而抗生素的滥用，又造成了新型耐药病菌的产生;加上人口大量增长、旅游业的发达以及移民难民的大量产生等“现代病”，更造成结核病的不断扩散;另外，被艾滋病病毒感染的人由于抵抗力下降，更易感染结核病……总之，被人类征服过的结核病是伴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卷土重来的，要想再次战胜它，人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新瘟疫，自然的报复?

　　20世纪，随着人类文明的飞速发展，疾病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陈出新”，从“世纪绝症”艾滋病、“非洲魔鬼”埃博拉、疯牛病到非典，无不令全世界人心惶惶。

　　以埃博拉为例，这种每隔几年就爆发一次的神秘病毒的可怕之处不仅在于它极高的死亡率和极强的传染性，更在于其发病后病人的惨状。该病毒会像绞肉机一样绞碎人体内部的各种组织器官，使得病人不断把坏死的组织从口中吐出，最后五脏俱烂、七窍流血而死。但直到今天，人类还没有完全弄清埃博拉病毒的真相，只知道它是一种丝状病毒，很可能是由鸟类或某种灵长类动物传染给人的——在病毒来源上，埃博拉、艾滋病和非典等新型传染病倒是“不谋而合”了。

　　很多人认为，这就是大自然对人类狂妄和贪婪的报复。

　　的确，当今的人类居住集中、流动频繁、交往密切，与野生动物“亲密接触”的机会不断增多，这一切都让病毒在传播媒介和速度具备的综合效果下，具有了迅速变成大规模传染病的可能;而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和对自然法则的藐视，更使新型病毒有了可乘之机。

　　随着医学和科技的发展，人类曾一度相信，人类文明终将彻底战胜瘟疫;但事实是，我们的确可以用先进的医学技术控制某些瘟疫，但同时却要面对更多的新威胁，它们有的是令人束手无策的新型传染病，有的是旧传染病的新变种。也许，这场人类与疾病的斗争将永无休止地进行下去，成为一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进化战争，我们永远也没有高枕无忧的那一天。

　　■延伸阅读

　　死于瘟疫的名人

　　1820年寒冬，英国著名诗人济慈在公共马车的露天座位上受了风寒，纠缠他已久的肺结核露出了狰狞面目。他回到住处后，脸色绯红，发着高热，咳出鲜红的血。曾是医生的济慈对朋友说：“我知道，这鲜红的血是动脉血……那一滴滴血是我的死刑判决书，我要死了。”济慈充满热情与诗意的生命在26岁时结束。他的挚友、举世闻名的英国诗人雪莱为他写下著名的长诗《阿多尼》哀悼他，而当时雪莱本人也已染上了肺结核。

　　济慈之死标志着工业革命后欧洲第一次肺结核发病高峰。19世纪以来，许多文学家和艺术家都患上了肺结核，并且因此英年早逝。其中包括肖邦、契诃夫、勃朗宁、史蒂文生、勃朗特姐妹。拜伦、劳伦斯以及中国的郁达夫、萧红、鲁迅……

　　“他的缺点就是身体太弱，似乎在二十几岁的时候便有了肺结核。”这是郭沫若对郁达夫患肺结核的论断。

　　著名钢琴家肖邦，1810年生于波兰，正好赶上了欧洲结核病流行。他6岁开始学钢琴，17岁时已经是华沙的首席钢琴师和天才作曲家。他的作品有的充满激情，有的富含诗意，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独特个性，对近现代的音乐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肖邦从25岁开始，反复受到结核病的摧残，他身体虚弱，咳嗽不断。

　　在1848年的一场演奏会接近尾声时，肖邦终因身体极度衰弱而倒下，他咳出的鲜血染红了琴键。肖邦的病情已十分严重，结核菌几乎彻底摧毁了他的肺，耗尽了他的体力，没多久他就完全卧床不起了。次年10月17日，肖邦在一长串的咳嗽声中离开了人世，那年他才3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