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独家庭的“求援”样本

　　失独家庭并非偶然。这个特殊群体年龄大都在50开外，经历了老来丧子的大悲之后，他们只能独自承担养老压力和精神空虚。

　　刘国军和白颜霞是德州武城的一个“失独家庭”，夫妻两个已年近五十。2012年春天，因为一次意外车祸，他们失去正值花季的儿子。

　　目前，许多失独家庭正在积极争取有关养老、医疗等方面权益，而刘国军夫妇是少有的主动寻求心理援助的失独家庭样本之一。这户农民夫妇对心理疏导与治疗的求援其实代表了许多失独家庭不愿透露的心理深层次需求。他们的“心理求援”能否成功?现存心理医疗模式能否满足他们的需求?

　　失却的“黄金24小时”

　　“整整一年了，真难熬。”刘国军语气平静地将烟头按熄，手指却忍不住微微发抖。

　　2012年一个同样的和暖春日，家住德州武城县的刘国军正在地里干农活，他家有20亩地，种了小麦和棉花，小麦主要自家吃，棉花是所谓“经济作物”。

　　刘国军清楚的记得，手机铃声响起时自己心里一阵莫名悸动，然后便听到一个陌生的男声：“你儿子出事了，在村头公路边，你来看看吧。”

　　刘国军所在的甲马营乡七机营村并不算大，他扔下锄头就往公路方向跑，脑子里的念头不断变换：儿子是不是受伤了?送哪座医院?怎么跟他妈交代?当他赶到事发现场时，脑子却一下空白：儿子此时正身体扭曲的躺在路边不省人事，脑后不断向外冒血。在离孩子很远的地方，有两辆撞碎的摩托车。救护车随之赶到，几个医务人员只稍稍检查了一下孩子的情况，“就给孩子蒙上白布拉走了”。

　　刘国军有些发懵，十分钟前他还在地里挥着锄头想着孩子的新房怎么装修，现在竟然有人告诉他孩子没了，这怎么可能?

　　“没敢直接告诉他妈，只是说孩子出了车祸正在重症监护。”妻子白颜霞因急病倒，她发现前来探望的亲友愈来愈多，每个人都以眼神关切、言语支吾，白颜霞一把抓住丈夫的袖子询问儿子的情况，“他的眼泪哗的掉下来，我一看，什么都明白了”。

　　儿子的葬礼，白颜霞只参加了一半，她至今不知道也不敢知道孩子葬在哪里。家里到处散落着儿子的印记，照片在墙上挂着，花季少年笑容灿烂，院子里还有修理摩托车的工具。

　　“家还是那个家，可孩子没了，有时候我们一坐就是一天，不说话也不吃饭。”从前出名勤快的两口子，放任辛苦经营的田里杂草丛生，“棉花全放下了，小麦还留了些，有时候打理一下。”

　　刘国军、白颜霞夫妇并非个案。在我们身边的确生存着这样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大多生于上世纪50～60年代，赶上独生子女政策严格执行的年代，疾病或意外却让他们遭遇独子夭折的厄运。在经历了老来丧子的人生大悲之后，已失去再生育能力，只能独自承担养老压力和精神空虚。“失独家庭”有的害怕过年，有的不敢出门，有的失去了生活的方向。

　　除了生计，更令刘国军担心的是妻子白颜霞的情绪，“孩子走了，她每天不吃不睡，除了哭就是躺着发呆。”渐渐地，白颜霞开始每天大吵大闹找儿子，有一次刘国军看妻子情绪失控，情急之下动手打了她，“下手很重，可是她不吭一声，从此，再也不跟我说话。”

　　在几次沟通未果后，刘国军决定主动“求援”：“孩子是没了，但我们的日子还得过。”他联系一档电视节目，希望能够得到相关心理专家和机构的帮助。

　　迈不过的“心理门槛”

　　“失独家庭的心理和情绪往往比想象中更脆弱。”中国社会心理健康服务指导中心专家委员会成员、常务理事张久祥告诉《齐鲁周刊》记者，在自己接触过的失独家庭中，生活动力和家庭亲密感缺失的情况很普遍，不仅如此，作为社会分子的家庭功能也基本消失：“失独家庭的父母们不想与社会接触，他们更希望用隐居或者沉默，独自面对创伤。”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30多年来，独生子女家庭对我国控制人口总量，做出了特殊贡献。据新华社2011年年底报道，研究表明，计划生育使中国人口数量缩减了约4亿，将“世界70亿人口日”推迟了5年。但硬币的另一面是，首批独生子女的父母正在步入晚年，对失独家庭来说，生活和精神支柱的双坍塌，令“生病”和“养老”成为这一群体最害怕提及的话题。

　　在失独家庭中流行着这样一句话：“我们不怕死，怕老，怕病。”

　　关于这句话的痛处，刘国军稍有体会：“我今年45岁，妻子46岁，说老不老，说年轻也不年轻，之前地里种小麦和棉花，农忙过了就在外面打工，济南青岛临沂都去过。今年孩子出了事，地荒了，也没出门，几乎没有收入，全靠积蓄在过日子。”刘国军也想过养老的问题，“可能要住养老院吧。”

　　刘国军告诉记者，他曾经背着人去看过周边的养老院，最便宜的一个月500块，贵的上千也有，老人们都坐在院子里木木地看着他，“看得我心里难过，养儿防老，儿子没了，我可能连养老院的钱都负担不起。”

　　近年，随着失独家庭作为特殊的计划生育家庭进入公众的视野，政府的帮扶力量在不断积聚。

　　2007年开始，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扶助制度在全国10个省市试点，并逐步向全国推行。现在，北京、重庆、广东、福建、陕西、甘肃等地方政府，对失独家庭均有不同数额的补助，具体金额每人每月200元～1600元不等。但关注“失独家庭”的群体都认为，目前对“失独家庭”经济上给予的特别扶助标准仍然偏低，对于尤其是超过50岁丧失劳动能力的“失独家庭”来说，这些补助只是“杯水车薪”，无法保证他们的日常生活。全国政协委员朱晓进建议，将“失独家庭”特别扶助金提高到每人每月300元以上，而对年龄在60岁以上的特别扶助对象，每人每月提高到800元。

　　“经济扶助的确能解决一部分问题，但他们的需求更多是精神性的。” 北京失独老人心理危机求助专线的创办者徐坤说，“比如，很多失独老人希望能有专供失独者的养老院。”

　　在这一群体眼中，尽管普通养老院的大门一直敞开，但部分失独者由于没有“担保人”签字，无法完成规定的入院手续;更多失独者拒绝的理由是迈不过去的心理门槛：“看到别人有孩子来探望而我们没有，会难受。”

　　“如果一个失独家庭是属于‘政策性独生子女风险家庭’，那么以政府力量，来解决他们老难所养、老难所医、老难所依、老难善终的‘四难’问题是完全合理的。”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表示。

　　拿什么寄托我的父母心?

　　“失独家庭的心理诊疗案例并不少见，但像刘国军夫妇这样主动寻求心理帮助的案例还不够多。”在接受张久祥的在短时间的心理干预后，白颜霞的心理状态明显好转。“我们正在为他们定制一份心理治疗方案，计划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里，由志愿者接触并陪同，帮助他们走出丧子阴霾。”

　　据张久祥介绍，他所在的中国社会心理健康服务指导中心在各省市建立心理援助站点，山东已成立青岛、滨州两个站点，其他正在建设中，“我们的援助对象中有一定比例的失独家庭，心理干预上有一个24小时黄金原则，如果在第一时间做点哀伤辅导可能还会好一点，我们以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其实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痛苦的记忆会越来越深。” 张久祥认为，与失独早期的“揪疼”相比，对孩子的回忆往往变成一种疮口，“不流血但是流脓，永远好不了”，而心理干预越早，越能帮助失独家庭走出丧子阴影。

　　此外，张久祥还建议成立“失独家庭”的心理咨询机构，可由妇联、街道办、计生、民政等部门组织心理专家对“失独家庭”成员进行心理辅导，帮助其逐渐走出失独阴影，将心理抚慰纳入社会保障。

　　2012年年底，一项题为“社会应该怎么救助失独者”的网络调查显示，670名参与者中，近八成认为应推行政府主导的失独者家庭社会保障机制，六成认为应放宽对失独者的领养条件，近五成认为应提高对失独者的养老保险投入，近四成认为应组织专业人员加强心理救助。

　　“我希望有专门的组织可以投靠，平时一起排解排解，逢年过节，能组织我们外出旅游、散心，费用我们可以自理。”同样是失独家庭成员的莲花妈妈说。

　　而另一位失独父亲王梓毅的想法是，希望给全国每一位失独老人都办一张“爱心卡”。“很多失独者不愿意待在原来的地方，因为那里的每条街道、每个角落都在提示着过去。”他说，希望凭借这张爱心卡，失独者能入住外省市的养老院。“还希望养老院里能提供食堂和娱乐设施，让同命人能凑在一起找乐。”

　　相对年轻的刘国军另有想法。4月24日，《齐鲁周刊》记者联系刘国军，他说自己跟妻子白颜霞正在商量一件重要的事：“我们想领养一个孩子，两岁到五岁之间，男女都好，我们还算有气力，肯定能把孩子养大，供他们上学，等我们老了，再由孩子来照顾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