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一位先锋女导演的济南“出走”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总有一些不安分的人。他们或者不安于沉闷压抑的现实,或者不服从于僵化的思维与表现形式,他们用自己的思考和行动冲破惯性生活的桎梏,这些在当时看来不合时宜的人,正是创造的源泉。“女性主义”导演李玉的出走济南,正是源于先锋种子与中庸土壤的博弈。
1996年的济南——北京,那是一趟属于李玉的火车
“我的档案上还是济南户口,我的关系都在这里。”
“北漂”李玉出生在山东邹平一个单亲家庭,从小唱歌跳舞都很出色,还喜欢听故事、讲故事。十六岁时,还在上学的李玉已经成为电视台的客串主持人。毕业后,她进入济南电视台成为一名主持人,她说,这是应了母亲的愿望。
主持人风光且体面,是女孩子很好的职业归宿,骨子里叛逆且自我的李玉却不满足,“对我来说这个职业就是一个傀儡。”几年之后,她在众人一片讶异的眼光里辞职,出走北京,前往东方时空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实习期——那是一个很没有保障的“美好约定”,三个月以后你可能留在央视,也有可能离开,一无所有。
即使决绝如她,那仍是一段不可回避的艰难时光。
彼时,她20出头,稚气未脱,纤弱单薄,在北京举目无亲,要在这人潮汹涌的大都市立足谈何容易?最初,她每个周都会坐火车回济南一趟,用温暖和亲情为自己充电,然后收拾行囊回到北京继续打拼。那一年,济南往返北京的火车上,留下了女孩李玉充满忧伤和希望的记忆。
那是一趟属于李玉的火车。
在她后来的电影《苹果》里,有一段戏是苹果喝醉了,说:“北京这么大,怎么就容不下我?”而在《观音山》里,三个年轻人扒火车的影像无处不在,“火车在隧道之间穿梭,从过度的黑暗到过度的曝光,犹如阴阳两界。”
一部“女性主义”导演的禁片史
筹拍个人第一部电影《今年夏天》时,李玉25岁。她和投资人去谈,投资人很暧昧地说:“过几天跟我们打高尔夫去吧!”“可是25岁的时候,我就是一头小倔牛,一头冲上去把你撞倒也不会做那样的事情。我想还是算了吧!”济南传统家庭出身的李玉回忆当年情景时说。
李玉把在北京的房子卖了,再借了20万元,拉前男友来当制片人管钱,拍起了处女作。这部曾以国内首部女同性恋电影的名义而轰动的《今年夏天》,不但故事是真实的,就连两个主演也是真实的一对女同性恋。 “结果电影拍完就给禁了,那对女孩拍完电影也分手了。”
第二部电影《红颜》,剧本都通不过审查。“要不你就按照规则来做,要不就只能去拍地下电影。”李玉遇到了制片人方励,后者让她豁然明白,“在中国拍电影,不是要挎着冲锋枪去冲,绕远一点,都是能过去的。”
于是,在对剧本大修大改后,有了那个温情脉脉的《红颜》,虽然徐静蕾看完后躲在洗手间痛哭,“被打动了。”但票房的惨败也让李玉明白了电影由地下走到地上必须要承受的代价。这也启发了她第三部电影《苹果》要开始商业操作的想法。
2007年,《苹果》历经5次删改终于上映。但是,当票房猛冲近2000万元时,却被取消放映许可,“两年内不得从事相关电影业务”,这如同当头棒喝,“我只是一个热爱电影的人,只是很诚恳地在做一件事情,为什么会碰到这么多的困难?”
这也许是中国很多独立电影人问过的问题。和体制对抗,头破血流。也因此,从《红颜》到《苹果》,女性视角与关照现实是她的两大标签,而她所表达的生命,是从瓦砾和杂草中滋长起来的,无论是《红颜》中的母子暧昧,抑或是《苹果》中的底层人物刘苹果,都同样鲜活、赤裸、直达人心。
李玉看济南:“再活泼一些,开放一些,有趣一些吧”
李玉所有的电影,都与破碎的家庭相关。童年父母的争吵,在她心底生根。《苹果》讲述了背叛,有对男人的批判。作为“极端追求自由的人”,她本人对婚姻的态度是“还是算了吧。”
在《观音山》中,李玉刻画了两代人的青春:由范冰冰和陈柏霖所扮演的年轻人,或为酒吧女歌手,或为街头黑摩托车手,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青春残酷、迷惘无从的角色,在文艺作品里算不上有多新鲜。这些年轻人的父辈几乎具有相似的特征,酗酒、无能,对家庭子女漠不关心,直接导致了下一辈在传统信仰上的失落。在贾樟柯、王小帅、张元等导演的电影里,类似父辈和子女疏离的关系也屡见不鲜。
李玉显然并不想只拾第六代导演的牙慧,而想重新捏合两代人隔阂的情感世界。
这也恰似今天的李玉:曾经用直拳愤怒地直击现实,现在却打起了柔道、太极、瑜伽。唯一没有改变的是,生命力。
“从《红颜》开始到《苹果》,他们表面上很幼稚的举动背后却是一种蠢蠢欲动的生命感”,李玉将自己的这种生命力归因于有一颗“叛逆的少女心”。“少女之心意味着很多宝贵的品质:执拗不放弃的心,敏感度,探索欲,对生活不管不顾的态度,不像成年人会平衡,会犹豫,会做很多计算。”
也许正因为此,李玉选择范冰冰的原因是“从不和无趣的人合作”。正如她对济南文化的解读:“还是有点保守,希望能够再活泼一些,开放一些,有趣一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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