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读的女性主义者萧红

　　经年来，萧红的阅读者几乎将全部重心放在了男女情感的纠葛之上。文字之外，萧红女权主义的视角、平民意识，之前都被忽略。尤其是人性的内容，这在那个时代，可以说是一个禁区。

　　萧红的民国“生死场”：

　　直白尖锐的女权呼吁

　　“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31岁在香港病逝前，萧红如此写道。

　　电影《萧红》把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洛神”重新拉回人们的视野。

　　从十九岁逃婚离家出走，女文青萧红便再没回头——中间辗转回去过一次，和未婚夫汪恩甲住在哈尔滨的东兴顺旅馆，后来怀孕，未婚夫出逃，引出著名的“萧军救美”一段。

　　如果没有独立的追求，出身地主家庭的萧红也许就做太太去了。此时却只得两字;“饿”与“冷”。“她出逃的目的是读书，家里断了她的生路，在北平寒冷的冬天走投无路。这时候男人来找她，人将死的时候可能没那么坚强，有人给你温暖就觉得也挺好。”

　　1923年，鲁迅写下《娜拉走后怎样》，断言社会不改变，娜拉出走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萧红这个出走的娜拉，妥协了一部分，至少基本保全了自己最初的目的。而她之后的人生故事却提出了更多娜拉出走后的问题。

　　萧红怀孕被困在旅店，几乎被卖掉，遭遇萧军搭救，童话结局并未因此到来。萧军另有情人，萧红还遭遇家暴，终于移情端木蕻良并结婚，而端木蕻良竟数度撇下萧红独自逃跑。

　　人们形容萧红的性格时不免会加上“倔强”二字，而这样的倔强当移植到性别上时就成为了一种女权思想，这在萧红的作品中已经成为了一种公开的秘密。

　　“你知道吗，我是一个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萧红曾写，庙里的男雕像总是凶神恶煞，而女雕像却总是低眉顺目。

　　很多人只把萧红的悲剧当做个案和香艳异闻来看，而学者林贤治却认为这是“一种文化冲突”：“虽然萧红的年代已经离‘五四’有一段距离，但是她的努力可算是‘五四’新女性的追求——个人的独立和尊严。但是她在男权社会里不为世人所容，就是这种文化冲突。”

　　萧红在作品《女子装饰的心理》中说，“文明社会中，社会上一切法律权利都握在男子手中，女子全居于被动地位……这样一来，女子为也要借种种手段以取悦异性了。这种手段，便是装饰。”虽然语言直白，却直指向了当时社会中的性别不公。

　　萧军和端木蕻良尽管都是新文化里的出色人物，仍然摆脱不了“男权”的观念，不能给萧红真正的独立、自主和尊重，例如萧红欣赏史沫特莱《大地的女儿》，萧军和端木蕻良却都以取笑女作家为乐。还有一次萧红和萧军辩论文学议题，萧军强词夺理，最后却把萧红反驳他的文字整理成文交给胡风发表，萧红气哭了，萧军说：“再骂我揍你。”

　　“这里面不是一般的男女关系的矛盾，而是文化冲突。他们忽略萧红的存在，但萧红要追求她个人独立的存在，冲突就发生了，萧红后来的人生悲剧都是这些因素所造成。”

　　百年来公众对知识女性的“妖魔化”：传奇还是魔咒?

　　《萧红》上映前，有一张剧照流传甚广：萧红、萧军、端木蕻良睡在一张床上，发生的背景是三人一同逃难，条件艰苦不得已而为之，而图片的名字只有简单的“三人同床”。

　　这种刻意营造的噱头让人不安，其中是否还隐藏着公众对于知识女性一以贯之的误读与曲解?

　　上网搜萧红，萧红的情史赫然在其中，被概括为“文艺女的极品事迹”，“强大”、“狗血”等网络词汇都用来形容她。

　　学者林贤治给萧红写过传记《漂泊者萧红》，给萧红编过作品集。他一直在做“重新认识萧红”的工作，但是他最怕的就是“只见八卦，不见萧红”：“作为一个作家，如果仅仅被人们关注她的‘情史’而忽略了作品，无论如何是一个悲剧，这不能说是好现象。”

　　100多年来，公众想象知识女性最主要的呈现方式，便是将其“妖魔化”。从近年来关于女博士的各种段子，其根源可以一直追溯到清末民初。

　　民国初年积极争取女性参政的女杰唐群英，因为威胁了男性在当时政治领域的垄断地位，在其湖南老乡平江不肖生的小说《留东外史》中，便被丑化为一个善于利用肉体谋取好处的女人。而沈从文小说《萧萧》中那些被围观的女学生，在乡人眼中，也都是荒诞不经的怪物，“随意同那男子睡觉，也不要媒人，也不要财礼”，可以当作笑话被议论上很长时间。

　　尽管女性解放的步伐越来越快，男女交往的方式逐渐多元和开放，但女性在个人命运和情感选择上，仍承受着比男性更为沉重的压力和束缚。

　　有人曾经比较过张爱玲和萧红———因为写得好，读者“发现”了她们的惨。想来这是一切文艺女性的悲哀，“人文不分”是她们普遍的归宿，但凡以才华显世的，经历立刻被翻出来，翻尸倒骨尽挑恼人的部分来说，像费雯丽疯了，克洛岱尔也疯了，伍尔芙投河自尽，普拉斯开煤气自尽，邓肯风流且死于非命，奥斯丁终生未嫁，嘉宝隐居又是同性恋……究竟是才华带来了噩运，还是噩运使才华得以名世?也许才华之于女性，本身就是一个传奇、一个魔咒吧?

　　上世纪30年代，受左翼革命观念的影响，文艺创作中出现了数量众多的“时代新女性”——她们美丽而妖娆，对革命和恋爱都投入了充沛的激情，在男性作家的笔下被处理成了女性解放的先锋。

　　但在面对真实的外在世界时，她们的独立自由仍然只是虚假的幻象，男性投射在她们身上的目光依然交织着轻蔑、嘲弄与否定。

　　电影《萧红》中的那个“萧红”，迎合的恰恰是男权社会对于知识女性的典型想象。

　　孤独离世七十多年后，《萧红》的上映或许提示我们，摒除廉价的同情与盲目的乐观，那条通往女性独立和自由的道路依旧漫长。

　　萧红的被低估：两种不同文学思潮的牺牲品

　　教科书里把萧红归类为“左翼作家”，她就在一众“左翼作家”里变得面目模糊起来。

　　茅盾所写的《〈呼兰河传〉序》直接批评过萧红缺少对“压迫”的描写：“在这里我们看不见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见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而这两重的铁枷，在呼兰河人民生活的比重上该也不会轻于他们自身的愚昧保守罢?”

　　1938年4月，萧红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则呼应了茅盾的批评：“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者过去，作家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

　　这一年，萧红等一众作家在后方，胡风想办刊物《抗战文艺》，萧红力主改名为《七月》。“你丢下《七月》上战场，这样是不是说战场高于一切?还是在应付抗战以来听惯了的普遍口号，不得不说也要上战场呢?”

　　有人说， 萧红对文学、“左翼文学”、革命的看法，秉持一个原则，那便是不打诳。在这一点上，恐怕是到延安之后的萧军也未必及得上。

　　1949年之后的文学教育，在文学审美方面多有束缚。夏志清在著名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左翼作家”着墨寥寥，其中也有萧红，夏氏后有悔意，表态说没有更多地介绍萧红，感到很遗憾。

　　被称“中国文学接生婆”的葛浩文，博士论文是研究萧红。1999年香港《亚洲周刊》评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萧红的《呼兰河传》位列第九。这些来自大陆之外的认可，多少说明萧红文字的普世审美意义。

　　萧红的被低估，像是一场“两边不靠”的误会。

　　认真读萧红的读者会发现，萧红作品阶级论的色彩还是有的，“把这个抹掉就不是萧红，跟张爱玲、冰心比，她是很关心底层弱势群体的。”但“即使萧红在那个时代有进步的意义，她也不是很政治化的作家。”

　　文学强调政治性的时候，她显然不重要;当人们想法改变了，她又被淹没在“左翼作家”群体里：“萧红成了前后两种不同的文学思潮的牺牲品。”

　　《呼兰河传》里，惨烈的场面其实容易写，而把风俗民情写得细腻感人则显出萧红技高一筹：“这些我们没有看到别的作家，哪怕是女作家，能写得像她那么细腻、那么好。”

　　她也不只写抗战;萧红笔下写了很多东北，但眼光、主题远远超越东北这块地方;散文式书写之外，萧红的写作里有很多别的成分，例如《手》就比较紧凑，类似契诃夫的风格。

　　即便是到了现在，人们对萧红还只是一知半解。公认的萧红代表作是《生死场》、《呼兰河传》，而很少有人知道她的《马伯乐》。这部批判国民性的作品曾经被认为有“讽刺人民”的嫌疑，从发表至今还很少人关注。

　　霍建起听说许鞍华在拍《黄金年代》也要讲萧红，他觉得很好：“多一个人拍萧红更好，一定是从另一个角度解读的。我们有一个义务，别让萧红被遗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