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彩中国

　　“开赌”36年：

　　在中国官方与媒介的宣传语言里，福彩与体彩开动了打造平民财富的流水线?

　　1987年7月27日，一个曾经被视为洪水猛兽的东西，披着募捐券的外衣，亮相于河北石家庄。副市长孙永生在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首发式上，掏出10元，从河北省民政厅办公室副主任唐泽敏手里接过10张奖券。

　　新中国的第一张彩票就这样售出了。

　　这之前，来自官方和民间的争论一直存在，不少人觉得彩票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以至于1987年7月3日，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章明赴港澳考察彩市时，香港《文汇报》评论说：“这足以证明北京关于‘九七’之后‘马照跑’的承诺，将是一张十足兑现的支票。”

　　其后几个月，募捐券相继在山东、福建、江苏、浙江、上海等10省市发行，没有人料到它会造成怎样石破天惊的影响。“最高奖一室一厅，10万元左右，其他还有摩托车、洗衣机，摆在万体馆的广场上，有上万人来摸奖，一连8天……”在股票重新进入中国之前，此前需要通过行政力量层层摊派的彩票，似乎一夜间激发了人们深潜的发财欲望。

　　这期间，体育彩票终于另起炉灶，1994年4月，国家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宣布成立。次年，羽翼渐丰的募捐券扔掉了遮遮掩掩的遮羞布，改口为“中国福利彩票”，电脑彩票在这一年问世，由此开始了福彩体彩双雄争锋。这种“双寡头的直接竞争模式”，越来越多地刺激了彩民的投机心理。

　　许多人都不会忘记2001年。这一年，中国足球队进军世界杯，足彩借此东风在全国12个省市上市，大批球迷带着狂热的足球热情投入足彩怀抱。足彩销量一路飙升，仅用8期就从2100万飙至2.38亿，走完意大利人100年走过的路(意大利足彩彩池奖金最高纪录为2000万美元)。在南方，流传着大老板一掷数百万包号的传言;在市井间，“买足彩、中大奖”成为流行语。

　　作为国民收入的第三次分配及政府筹资的一种方式，彩票被称为“微笑的纳税女神”。财政部数据显示，近年来，彩票销售规模稳步扩大。2011年，全国彩票销售规模首次突破了2000亿元，达到2215亿元，彩票公益金筹集量达634亿元。

　　据一份彩票购买者的行为调查显示，55.3%的受访者购买彩票的动机是“中大奖”，表示“献爱心”的只有9.7%。

　　这与彩票发展较为成熟的国家有所不同。一位墨尔本大学的医学博士生介绍，在澳大利亚，博彩产品分为赌博、赛马和彩票三类。作为学生，他每个赛季都会花上25澳元左右参与赛马，不过主要目的不是赢钱，而是娱乐。尤其到了一年一度的赛马节，比赛时刻，所有的电视同步实况转播，连图书馆内也不例外。除此之外，还有精彩的帽子秀和时装展，“好玩极了”。

　　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彩民中穷人的比例高得多。“老百姓发财的机会很少，又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于是就会求助于彩票。”调查中大部分人表示中奖后首先就买房的现象，似乎印证了这个看法。

　　这个世界不缺传奇，也不缺神话。

　　N年前曾盛传过一个关于金钱和美女的故事：上海的大一女生“林美眉”，因在深圳一家足彩投注网站投注了800元中了500万大奖“一夜暴富”，虽然事后证实这只是又一场拙劣的网站炒作，但是人们似乎更愿意相信，这表明中国的彩票发展已由贫民博彩转向高智人群。

　　从财物到人生，从国家到个人，中国人的博彩心态可谓无处不在

　　人类学家莫里斯在《裸猿》一书中说，人类的远祖猿猴在1500万年前离开容易生存的森林，来到草莽平原上与草食、肉食动物竞争，最后获胜，本身就是一场赌博——拿生命作赌注的博戏。于是，在猿猴子孙的血管里，都流淌着好赌成癖的血液。

　　从文献记载看，中国的博彩活动至殷商时代就已产生了，几千年来，早已渗透到社会的角角落落。春秋战国时，已发展出了各种以钱财作注的博戏。

　　据《列子说符篇》记载，一位虞姓的富商，“设乐陈酒，主博楼上”。清代钱泳在《履园诗话》中说：“上自公卿大夫，下及编氓徒隶，以及绣房闺阁之人，莫不好赌。”

　　“虽然被褫夺官职、杖责、囚禁乃至流放，但历朝历代赌博之风依然不减。我想知道，为什么中国人都喜欢赌?”在澳门建造了永利赌场的美国人斯蒂夫·韦恩说：“美国人喜欢认为自己能够掌握命运，而中国人认为命运是外在的。”

　　澳门是中国唯一可以合法赌博的地方。2006年，澳门的博彩业收入已经超过当时“世界博彩业之都”拉斯维加斯，而如今经澳门出入的资金数量早已超过了拉斯维加斯的五倍以上。

　　调查表明，赌场里的赌徒喜欢把赌博看作投资，把投资看作赌博。在中国人看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跟赌场没什么差别。研究者对比了中美对金融风险的不同态度，在一系列实验中，他们发现绝大多数中国投资者认为自己比美国人更谨慎。但实际远非如此，中国人比同等财富的西方人所冒的风险要大得多。

　　而另一理论则更加贴合当下的经济腾飞年代。澳门大学经济学家Richardo Siu认为：“人们认为冒险不仅是可以的，而且有实用价值。对于刚刚从贫穷阶段过渡到中层阶级的人们，他们会想：如果我失去了一半资产，还能熬过去，我不会再受穷的。过了几年，又会挣回来。但如果我赢了呢?那可就是百万富翁了。”

　　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中一个重要的场景是竞猜节目《谁想成为百万富翁》直播现场，主人公杰玛正是在这个节目中，从一个端茶倒水的服务生瞬间转变为百万富翁。事实上，这是一档在印度非常火爆的真实电视节目。

　　2000年，始创于英国的《谁想成为百万富翁》在短短12天中就有1800万印度人拨打了昂贵的热线电话。“为什么每个人都喜欢这个节目?”杰玛问自己执著追寻的女孩。“这是一种逃避的方法，不是吗?逃避到另一种生活中。”女孩回答。

　　《谁想成为百万富翁》是兜售给平民百姓的一个白日梦，是一种人人都想要的快速改变生活的捷径。

　　现代社会的主要欲望和激励因素使得那些白手起家的企业主，那些勤奋学习的知本家，那些宦海沉浮的权力精英，那些天降大运的速成明星，都成为这个崇尚个人奋斗时代的鲜活教科书。

　　然而，在社会保障与公平补偿不够完善的社会机制之下，贫富差距的加大，只会导致阶层的分化乃至板结。赢者通吃的逻辑则让竞争者难以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为数不多的几种上行跃升方式也看似机会渺茫：大学学费越来越高，已足以让农家子弟却步;而毕业之后依然前途未卜，创业无门，欠缺经验、资金和技术的扶持，“空手套白狼”似的神话再也难现;报考公务员难于上青天，没有权力背景，亦难以在官场获得擢升;貌美的女子可以通过婚嫁来改变命运，但每个人总有保质期，你不见90后都出来混了吗?

　　财富“中国梦”：博彩之惑

　　在电脑彩票之前，人们更多的是靠规则、靠信誉、靠职业道德来表现公平，电脑彩票的出现则基本上打消了人们对公平性的顾虑。电脑彩票不仅使彩票业脱胎换骨，而且集所有机会游戏之大成，被称为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公平、公开、公正的机会游戏，因而风靡全球，风光无限。

　　500万神话极大推动了彩民队伍的壮大。现在，在任何城市的一条不起眼的街边，可能有两三个投注站，你会看到居民买彩如买菜，你会看到报摊上，彩票报纸如杂花生树，500万的字眼铺天盖地。

　　但不透明的彩票黑幕让平民的财富梦笼上阴影。

　　2004这一年，对于中国彩市来说是个多事之秋。“西安宝马案”、“扬州彩世塔案”、“贵州彩票爆炸案”，随着一个个彩票黑幕被曝光，中国彩票业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大奖组于2004年5月退出历史舞台，中国彩票的公信力空前下降。

　　彩票身上负载的赌性，似乎在这一系列事件中被空前放大，彩票已成为部分人的“原罪”：

　　2006年6月22日，成都人周远德因缺钱买彩票，先后杀害母、嫂、兄。2007年，邯郸农业银行任晓峰、马向景盗窃公款5100万，将4500万用于买彩。一系列彩票案和惨剧暴露出发行体制的弊端和法律监督的缺位。

　　一边是公益性，一边是赌性，彩票该如何游走?种种体制上的弊端正让彩票与其最初发行的主旨相悖离，如何遏止?体制弊病之外，世上可有治疗赌瘾的良药?在遏止之外，又该如何正视人性的需求?

　　“开赌”36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彩民间又有何种变化?

　　当初买下新中国第一张彩票的孙永生，在家颐养天年，有时和老伴出去转悠也会买点彩票，他说不大相信能有意外之财。彩市间还是有人癫狂有人痴迷。而在北大彩票所执行所长王薛红博士眼里，30年来，没有什么河东与河西，大多数彩民的心态没有变，还在梦想着一夜暴富，这个社会急需对赌博现象进行关注。

　　所以，当北大开设中国第一个彩票硕士点，当王薛红提出，要为“7000万彩民这一庞大群体”开设国内博彩项目时，我们仍然有理由相信，这是一种善意的努力与对未来的期许。只是就国内目前的现状，是否真到了开发博彩业的时候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