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的孩子再看到“性”时，联想到的不是肮脏，而是爱与责任

　　专访性社会学家潘绥铭——

　　1985年，潘绥铭首次在人大开设性社会学课，成为爆炸性新闻，被誉为“中国性学第一人”。在他眼中，我们应该接受怎样的性教育?

　　性知识普及读物早已经遍布城乡：重点放在“教育”上，不要仅仅盯着“性”字

　　《齐鲁周刊》：我们的性教育的现状是什么样的?有观点认为，由于中国青少年普遍缺乏性知识，所以要普及性教育。对此您怎么看?

　　潘绥铭：现在我们开始的“正规”性教育，对比过去是进步，现在是残缺，面对未来则是阻碍的。性教育面对的是人，是青春。这些，我们牺牲不起，也没有权利去牺牲。

　　在中国，最晚从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开始，各种各样的性知识普及读物就已经如水银泻地般地逐步遍布城乡了，现在更有了无穷无尽的网上性信息。因此，如果说现在的青少年的性知识还不够的话，那么真正的问题其实是：究竟是什么在阻碍着青少年去方便地、轻而易举地获得这些知识呢?

　　《齐鲁周刊》：您曾讲过性教育应该是义务教育，那您怎样看待性教育中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潘绥铭：对于性教育，我们大可不必谈虎色变，或许我们应该把重音放在“教育”这两个字上，而不再仅仅盯住那个“性”字。我认为，性教育也是义务教育，必须遵循义务教育的一般规律所有的义务教育都是“强制”的，不但强制学生，也强制家长，还强制政府。因此，谁也不能拒绝实施或者逃避接受性教育。同时，任何一个人，哪怕是青少年，都具有与生俱来的、以不损害他人为前提的“性权利”。国家的义务是保证这种权利得以实现，而不是相反。

　　“性教育应该有一个‘终极关怀’的目标”

　　《齐鲁周刊》：在您看来，性教育的目标是什么呢?

　　潘绥铭：我觉得性教育应该有一个“终极关怀”的目标，即帮助所有的个体，尤其是下一代，都尽可能多地获得“性福”。在这个目标下，性教育的“受众”的权利与利益才是第一位的。

　　我们最应该关注的并不是我们想告诉青少年什么，而是青少年自己希望知道什么;不是如何讲授，而是如何讨论。

　　《齐鲁周刊》：我们通常认为性教育应该是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但您曾撰文写道：性教育并不适合由国家统筹领导。那这样性教育还能如同义务教育一样被大家广泛接受吗?

　　潘绥铭：性是个体的、活跃的、可选择的，如果非要把性教育纳入目前的由国家控制的义务教育体制之中，那么它就不得不在受众年龄与教育内容这两个方面拼命地达到“一刀切”，不得不忽视受众的任何个体差异与不同个体在发展中的多样可能性。但是性教育又应该是具有强制性的，不仅强制学生，也强制家长，还强制政府。我们更应该注重激发学习者的兴趣。30 年来，我一直在鼓吹“性与政治无关”，希望能在夹缝中求得Sexuality在中国的生存。

　　“我们必须提倡和推广‘性方面的人权道德’”

　　《齐鲁周刊》：您觉得目前的性教育还应该从哪些方面去完善和发展?

　　潘绥铭：中国的第二代独生子女在不断出生、成长，将来的1 个青少年必须面对2 个中年父母、4个老年祖父母。他们是更加顺从，还是更加逆反?尤其重要的是：每一个青少年都没有兄弟姐妹，没有异性长辈，从一出生就是单性别成长。全世界历史上没有人知道他们会变成什么样。因此，从今天开始，如果性教育里面没有社会性别教育，那就是失职。

　　同时我们必须提倡和推广“性方面的人权道德”，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基础，以实现自己的性权利为动力，以不侵犯他人的同等权利为界限，来处理一切与性有关的事务。在性教育中增加这样的人权道德教育，是为了我们的后代更和谐相处。这就是建设，就是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