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教育忧思录——“妈妈，我从哪里来？”

　　什么是中国的性教育?它是世界艾滋病日那天高高飘扬的安全套充气模型;是大学课堂里男生女生一起用香蕉示范的避孕套;还是某私立幼儿园用来演示生殖器的布娃娃?

　　在一场场由性教育话题而引发的众声喧哗中，人们热衷于“围观”那些更大胆、更出位、更抓眼球的看点，而很少考虑性教育的导向问题。旧的性道德观已经瓦解，而新的以传统文化为根基的性道德、性伦理教育却迟迟未建立。在此背景下，中国性教育的价值导向还非常模糊，就已匆匆“赶路”。

　　一个济南母亲的“性”困惑

　　“我从哪里来?”这几乎是所有孩子都会向父母提出的、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张云是济南某小学六年级男生宋宇的母亲，她讲述了儿子的一件小事：某一次家庭聚会，有亲戚劝偏瘦的她多吃一点，宋宇在旁边大声接话说：“我妈妈不能多吃!她的子宫很小。”一桌子的大人全都笑了，张云却觉得十分尴尬。

　　到底该不该对儿子进行性教育?在什么年龄段对儿子进行性教育最科学?这些问题张云不是没有想过，“可就是总觉得时机不对”，张云说，“我们小时候，哪里有人讲过什么性知识。但现在还不是一样长起来了。”张云的想法，恐怕说出了很多家长的心声。

　　“初一学生刚刚进入青春期，是进行教育的最好时机”，山东省性学会理事、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张小燕这样告诉记者。据山东省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只有5.39%的小学生能正确选出全部隐私部位。而研究者认为，到这个年龄还不能认识自己的隐私部位，一旦遇到性侵犯则不能正确识别性侵犯者，从而不能有效地自我保护。

　　张小燕还有另一个身份，就是省城某中学心理健康课的讲师，她曾尝试在学校开展“性教育”课程。然而，上课讲什么?她没有任何可参考的教材。

　　“通过男女的性生活，精子和卵子在女性输卵管相遇受精而结合成受精卵。”这是1996年北京出版的《青春期健康教育》(试用本)中唯一涉及性生殖内容的部分。

　　“现在国家定制的教材里，有《生理卫生》，但是这些知识太生硬了，已经无法满足学生真正的需要。他们需要更入心的讲析，更切实的知识，他们需要人性温暖下的科学。”

　　因此，她只能自己进行备课，通过参考国外同龄孩子的性教育课程，再结合身边孩子遇到的一些性问题进行讲授。“有时候我也会上网浏览一些网站，但是越看越惊心，因为很多网上的性知识是非主流的，甚至是错误的。”

　　最近，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在调查研究后得出结论，在2001年～2010年间，中国已经完成了“性革命”。“可是，中国的性教育仍处于停滞状态。”

　　他说，国外的性教育更加多元化，如有以人权为基础的性教育，有以性别意识为基础的性教育，但至今为止，教育部有关性教育的最新规定，是2008年的《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

　　1988年，国家卫生部、教委、计生委联合发文，要在全国五千所中学里搞试点，普及性教育。尽管性教育的“星星之火”就点燃了，但30年过去了，这一领域并未形成“燎原”之势。至今，在全国范围内，性教育仍是个别地方、个别学校、个别教师的小打小闹，大多数学校仍处于“能不做就不做”的状态。

　　“学校的青春期教育，很大程度上都依赖校领导的支持。如果领导觉得这件事不重要，那就很难开展。”这其实反证了另外一个问题，校园的性教育并未得到制度层面的保障。

　　“三无教育”的济南突围：

　　性教育师资是一个比口舌之争更加迫切的现实障碍

　　“妈妈，老师在课堂上说，握手、拥抱和接吻都会得艾滋病，这是真的吗?”山东某职业学院教授李薇清楚地记得，大约3年前，还在上中学的女儿这样问她。

　　“在堪称山东教育资源最发达的省城，竟连基本的防艾知识也教错了。而另一方面，中国对艾滋病的防治宣传，没有从性教育这个角度入手，而是长期停留在推广避孕套的层面。”

　　与西方不同，在中学阶段，中国性教育的主流仍是减少学生的性行为发生率。

　　“一提到安全套，老师就紧张得不得了，这实际上是一种鸵鸟政策。” 李薇以亲身经历来举例：她的女儿在上中学时，同学们都普遍交异性朋友，女儿也有一个男朋友。可女儿所在的学校并未进行任何这方面的教育，于是，她就自己教女儿如何使用安全套。

　　2010年8月20日，济南九中教师石建军参加了中国青爱工程五年经验交流会， 在这次会议上，九中成为山东中小学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青爱小屋”授牌学校。

　　青艾工程，全称“中国青少年艾滋病防治教育工程”，于2006年12月23日正式启动。形象代言人白岩松曾说，“我主张把青艾工程改成青爱工程。”

　　彼时，白岩松想到的是以爱“抗”艾。

　　据统计，近年来中国青少年感染艾滋病的比率上升很快，并且主要感染途径已经由母婴传播变成性传播。因此，国家CDC性艾中心主任吴尊友认为，性教育是青少年防艾教育的基础。他坦承这一部分工作确实薄弱，但也认为，“性艾中心的首要职责，还是对艾滋病的控制与预防，青少年的性教育更多地应由教育部门承担。

　　但对于山东省性学会理事张小燕来说，也许只有她自己才能体会当着班里几十个孩子，讲出与“性”有关的知识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第一句话是：‘今天我们上一节有一点点特殊的课，但我知道也是你们渴望的课，我们来聊聊有关性别的那点事’，我还是用了迂回的方式，但我手心和背上还是渗出了一层汗。”

　　在我国，性教育还没有进入学科序列，没有“专业人才”。

　　在中小学里，性健康教育老师大多由心理健康老师、班主任、代课老师、德育主任等兼任。大部分半路出家的性健康教育老师会经历“模仿、反思、原创”的授课阶段。有的老师，因为学校指定而不得不接受培训，结束后却在小声地骂“无耻”。还有的老师，一旦岗位变动，就不再主动教学。

　　性健康教育，被戏称为“无师资、无课时、无教材”的“三无教育”。教育者本人的价值观因而显得格外重要。一位老师告诉记者，“有些年纪较大的老师可以在讲台上义正辞严地宣传‘一定不能发生婚前性行为’，但我不会，因为我是80后，自己就有，这样的要求实在说不出口”。

　　“当下中国，性现象是多元而混乱的，性价值观也一样。”

　　“中国式”性教育的理论困境：价值导向缺位的“匆忙上路”

　　在一次国内研讨会上，一组专家去听一位老师的现场课《我从哪里来》。说到男性性器官“睾丸”时，老师带领着孩子们，将这个词像集体背单词一样反复朗读了几遍。不料，课堂结束后，有专家反对，有专家力挺，争执不下。

　　最后，女老师委屈地哭了起来，“连你们专家都不知道怎样才对，你让我们老师怎么办?我们一线老师执行力很强，能不能给一个固定的标准?”

　　观点之争，可见一斑。

　　一位日本性教育家教幼儿园小朋友做“人体拼图”的游戏。教师把包括生殖器在内的单个器官的图交给小朋友们，让他们将黑板上的人体轮廓填满。

　　这个游戏的目的，是让小孩意识到，生殖器就像人的手和脚一样，是身体的一部分。“性教育开始得早，大人就不容易尴尬，让孩子对性脱敏也容易。”

　　3岁女童派派的母亲听说幼儿园将开始性教育时，却态度犹疑。她认为，那样直白的内容，并不适合中国的孩子。

　　“如果没有‘性害羞’，我们中学生性行为的发生率要比现在高得多，艾滋病感染率要比现在高得多。” 山东省性学会副秘书长孟彦表示，“性害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根深蒂固的，但在西方国家的性教育过程中，慢慢把“害羞”去除掉了。在中国的性教育中，这种“害羞感”的保留非常重要，比如在小学教育中，说到“性交”，应当以婉转的方式表达出来。

　　“这个人一生换了很多性伴侣，他也不一定就是坏的，不能够绝对地说所有有过一夜情的人都道德沦丧。”

　　这句话来自性社会学家李银河2003年发表在《精品购物指南》上的一篇文章，其主题是：为“一夜情”正名。这篇文章在当时引起轰动，其中也招致不同的意见。作为中国伦理学会理事安云凤，针对此文写了《对“一夜情”的伦理透析》一文，由此掀起与李银河的“论战”。

　　安云凤还记得，20多年前改革开放伊始，国外各种思潮猛烈冲击了人们长久以来封闭的思想。弗洛伊德的泛性论与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在大学生中盛行一时。在此过程中，旧的性道德观已经瓦解，而新的却迟迟未建立。

　　实际上在中国，有关性的研究尚未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而国内的性学专家和性教育工作者，其专业背景也是五花八门：有学生物的，有搞心理的，还有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光是医学领域从事性学研究的，就涉及皮肤科、泌尿科、妇产科、心理科和整形科等多个学科。

　　相比之下，国外自弗洛伊德以降，金赛、福柯，无论哪一家性学学派，无不有着深厚的学术根基。

　　在性学研究尚且薄弱的大背景下，性教育的价值导向更显模糊。他坦承，建立本土化的性价值观体系，需要吸收中国的传统文化，也需要深厚的文化根基，但这一过程，将会非常难，是个漫长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