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化时代”的食品政治

　　当科技与工业社会的规模效益、速度效率相遇，生化技术与食品行业较之以往呈现出高度的亲和力：它缩短了周期、增加了产量、改善了口感、甚至改变了生物时钟……于是，有学者感叹，真正的食物已经消失，代之以“类似于食物的可吃的东西”。

　　在中国食品工业追求速度与利润的链条下，我们发现“速生鸡”早已无处不在。置于现代食品工业发展的脉络之中考察，添加剂、激素食品的泛滥，也是这个时代的隐喻。

　　“真正的食物已经消失”?

　　现代食品工业已经全面掌管了对人们饮食的控制权。大规模的城市化、快节奏的工作生活、愈加细密的社会分工，让人们远离田园和厨房，高度依赖由农业综合企业、超级市场等构成的发达的食品生产配售体系。

　　与此相应，人类的食物经历了革命性的变迁，其中一个最显著的趋势就是越来越人工化、标准化。正如美国新闻学者迈克尔·波兰在《保卫食物》中所称，真正的食物已经消失，而代之以“类似于食物的可吃的东西”。

　　席卷全球的肯德基等连锁快餐业可谓这一变迁的典范和象征，它们冲击了世界各地人们的口味和饮食结构，创造出一种以高糖、高盐、高脂为特点的新的食品文化。

　　现代食品工业发展如此迅猛，除了各式各样添加剂的功劳，一个重要技术支撑便是合成成长激素的应用。迈克尔·波兰在《食品公司》的纪录片里，以镜头形象地揭展示了在掺杂了激素的混合饲料喂养下，肉鸡如何在短短几十天内完成从鸡蛋到食品的魔幻历程，让人们惊叹于现代食品工业的高效。

　　激素在食品生产中的广泛使用，无疑与现代食品工业对速度和效益的追求有关。激素不仅可以增加产量，改善卖相，而且能创造出更高利润的反季节蔬果、速生禽畜水产，因此可以大大加快食品工业资本循环的速度。

　　然而，最近越来越多的研究也基本形成共识，食品中的激素残留破坏了人体激素平衡，这不止是给个体带来身体健康的困扰或者造成社会高昂的医疗成本支出，激素食品泛滥，被怀疑是导致精子质量面临严重衰退的重要原因，因此潜藏着危及人类生存的更大灾难。

　　面对“著姐”、“春哥”当红、纯爷们儿成了稀缺物种，你甚至不得不怀疑，人类进化和社会气质正朝着中性化方向发展，激素食品起了基础性作用。

　　食品的政治：社会底层构成垃圾食品消费的主力军?

　　“什么也别吃，吃什么都要命”，在高风险的现代社会，人们对公共机构和科学技术持有宿命式的依赖，但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导致的社会恐慌，让检测技术和机构本身也习惯性地成了被质疑的对象。

　　这很大程度是因为，涉及根本的食品安全问题已成为极为现实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正如内斯特尔在《食品政治》中所言，不可避免地涉及政府在平衡公司与公众利益做法上的斗争。在食品生产步入大工业生产的垄断时代，超级食品公司成为左右公共政策的利益集团。“权力—知识”在食品工业上基于相互利益建立起牢固的联盟，普通公众往往被排除在食品政治市场之外。

　　面对现代食品工业咄咄逼人的态势，全球范围内针对食品工业化的对冲性社会运动从未止息，如慢餐运动、素食主义、反人造脂肪运动、食物地方化运动、母乳喂养倡导行动、动物福利保护等等。作为在现代食品政治的博弈中对食品工业生产极致化的反动，它们通过诉诸“用餐叉表决”，履行一种有关生命与健康的公民权利。

　　绿色有机食品产业也应运而生。然而，权贵阶层吃特供食品、有机食品，中产阶级大包小袋地为孩童购买进口奶粉，普通阶层家庭怎么办呢?现实的情况是，社会底层构成垃圾食品消费的主力军。在三鹿奶粉等事件中，受害最多的也是低收入家庭。在天然食品成为奢望的年代，有条件吃上安全的有机食品无疑属于尊严、健康的象征，然而也许我们更应该反思的是，难道对于普罗大众来说事情本来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吗?

　　“人造病”的背后，更是一种“社会病”

　　细数危害公众的健康事件，几乎都可以看到人祸的影子。

　　当经济发展让GDP数据变得好看时，多数地方官员或许会忽视它带来的副产品—环境污染及其健康损害。人们也许都不会忘记2010年，面对血铅污染事件，当地政府首先做的往往不是叫停污染企业，而是打压受害者。

　　缺乏透明有效的公共治理、公众参与机制，科技手段滥用、有损公众健康的政策难以纠正就成为必然。比如，美国食品公司唆使政府通过阻挠公众质疑垃圾食品的素食者诽谤法案，中国的食盐碘含量标准因盐业公司反对10年难产，奶业协会闭门造车，制定出倒退的、世界上最低的奶业标准。

　　而缺位的政府监管，对公众基本健康权利的漠视，更是将“人造病”推向失控的境地。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尔贝·加缪在小说《鼠疫》中，虚构出了上世纪40年代发生在阿尔及利亚奥兰市的一场鼠疫。那场鼠疫，影射出社会的种种缺陷。如果公共卫生体系缺陷不断，如果整个社会的缺陷不能弥补和修正，“人造病”只会越来越多，危害只会越来越甚。

　　“人造病”的背后，其实更是一种“社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