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基因里的青春记忆

　　晚清至民国，这是中国心灵最困顿、最苦涩的时刻：中国向何处去?成为最迫切、最重大的时代追问。

　　如果说，作为“支笔横扫千军”的天才报人，梁启超是“少年中国说”的启蒙者，那么从早期留美学生到《新青年》作者群再到发轫于1918年的“少年中国运动”，再到抗战时期的中国学生军，则始终构成几代青年人通往现代中国之路的着眼点。

　　晚清留美大潮下的少年，成为中国文化界最重要的精英

　　代表人物：詹天佑、梅贻琦、胡适、竺可桢等

　　1872年8月12日，上海。一艘轮船启锚了。船上30名统一着装的中国幼童向码头上送行的亲人挥手惜别。他们中很多人连县城都没去过，但现在即将远行，目的地是传说中的美国。

　　被曾国藩称为“中华创始之举，古来未有之事”的官派学生留洋活动，拉开了序幕。此后至1875年，清政府每年继续遴选30名少年渡洋深造，4年共派出120名，是为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这些幼童后来成为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美国著名学府的学生。

　　留美幼童被召回后，几乎参与了从清末到民国初年的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1881年，中国海军的基础建设已大规模展开。被清廷召回的94名幼童中，有41人被分配到包括北洋水师、广东水师、福建船政、江南制造局、大沽鱼雷局在内的海军系统学习。

　　1884年中法海战中，就有6名留美幼童参加，4名牺牲，其中3人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至今，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档案中，还留有他们阵亡的记录。

　　1908年7月11日，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向中国政府正式声明，将美国所得的“庚子赔款”的半数，退还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8月，内务府在史家胡同招考了第一批学生，从630名考生中录取了47人，于10月份赴美，第一批“庚款生”中有后来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有第四批留美的幼童邝国光的儿子邝煦。

　　1910年8月又举行了第二次招考，这第二批“庚款”留美学生当中，后来出了一个大名鼎鼎的胡适，他当年考的是第55名，同榜中还有后来的语言学家赵元任，气象学家竺可桢等。

　　“庚子赔款”留美的中国学生，在后来的几十年间，成为了中国学术文化界的最重要的精英。

　　1918年的“少年中国运动”

　　代表人物：李大钊、毛泽东、邓小平等

　　“同人等欲集合全国有为的青年，从事专门学术，献身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俗。”

　　1918年初春，在北京北池子的一间“狭陋不堪”的小屋里，《民国新报》记者、26岁的王光祈起草着发起“少年中国学会”的计划书：“知改革社会之难而不可以徒托空言也，故首之以奋斗、继之以实践;知养成实力之需时而不可以无术也，故持之以坚忍、而终之以俭朴。”

　　寥寥几十字，勾勒了一个温和、渐进、旨在改良社会的青年团体。

　　一个河北籍贯、时年28岁的年轻人，给了王光祈最大的激情、最多的共鸣，并最终促使他发起“少年中国学会”。

　　这个人就是李大钊。从27岁开始，他就书写着他所向往的“青春中华”，“今者，白发之中华垂亡，青春之中华未孕……期与我慷慨悲壮之青年，活泼泼地之青年，日日迎黎明之朝气……”

　　这是中国心灵最困顿、最苦涩的时刻：在此之前，社会停滞、百年屈辱，在经历李鸿章时代的洋务努力以及孙中山时代的政制(共和)革命之后，也宣告了中国近代史的终结。

　　“中国向何处去”?成为最迫切、最重大的时代追问了。

　　1918年初春，李大钊《庶民的胜利》一文在《新青年》发表，清华学生罗隆基将之全文抄录，贴在学校走廊上，结果被学校警告，得了一个“罗疯子”的称呼。第二年，北京学联成立，罗隆基以清华代表身份参加，“以学生领袖的身份，走在示威游行队伍的最前列，成为一名勇敢的‘五四’战士。”

　　在李大钊的介绍下，一个高个子、湖南乡音浓重的湘潭青年，进入了王光祈的视野。他就是“新民学会”创始人、时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毛泽东。不久，王光祈这样评价他：“此人颇重实践，自称学颜习斋之学主实行。”

　　这些青年处在最清新、最生机勃勃的年龄。以毛泽东为例，1918年春天，他还在长沙，和一群青年组成了新民学会。在橘子洲头，他们读书、辩论、抒情、咏怀;他们上山砍柴，到很远的泉边挑水，以蚕豆拌米饭充当一日三餐;他们在湘江之畔漫步交谈、登高眺远，他们到爱晚亭边通宵露宿、“野蛮体魄”……

　　众多研究者已经发现，这一期间毛泽东接受的“新村主义”，不仅影响到他个人思想的形成，更改写了此后数十年间中国历史的走向。至于邓小平，这个最后的世纪伟人，正是在“少年中国”的尾声，踏上了一艘开往法国的轮船……

　　这短暂的几年，可以称为“少年中国”时期。它深远地影响了20世纪中国。不仅是“五四”，也不仅是陈独秀、鲁迅、蔡元培、胡适……“少年中国”的几千名中国少年，后来成为整整一个世纪的历史主角。

　　我父亲是学生军：

　　那个时代的青年缩影

　　代表人物：邓述义、穆旦等

　　今年，著名作家邓贤出版了一本小说《父亲的1942》，以父亲和他的战友为原型，塑造了一群征战印缅的学生兵形象：“父亲本来是个富家子弟，抗战时期，他有太多机会到国外留学深造或者明哲保身远离战场，但他还是投笔从戎，把自己从高中生变成一名特种兵，1942年，父亲与十万中国学生一起组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支学生军，奔赴印缅战场。”

　　令邓贤吃惊的是，这些当年投笔从戎的少年，有很多是那个时代的富二代、官二代、名门之后。比如邓贤父亲的战友“杨叔叔”，其父亲就是曾任四川省主席的杨森。而当年与邓贤父亲一同报名参军的“卢叔叔”，其叔父是国民政府的陆军中将。邓贤的父亲则是国内赫赫有名的“棉纱大王”的儿子。

　　1942年，在抗战史上具有特殊意义，这年作为陪都的重庆遭侵华日军轰炸，无数平民丧生炮火，长江里浮尸无数。

　　裕华纱厂老板17岁的公子邓述义，高中学习生活因为大轰炸停滞了。抗战时期，在目睹姨妈一家横遭炮火后，他投笔从戎，把自己从高中生变成一名特种兵。

　　1942年，邓述义与十万中国学生一起组成了学生军，奔赴印缅战场。

　　他只是那个时代的一个青年缩影。

　　1936年，李宗仁、白崇禧采纳了共产党人谢和赓“组织学生军开展抗日宣传和防蒋防奸工作”的建议，正式成立名为“中华民国革命广西抗日救国学生军”，有2万多学生参加了成立大会暨誓师典礼。

　　6月28日，他们开赴桂林集中，经过短暂培训后编成几个支队，赴湘桂边、粤桂边、黔桂边等地从事抗日救国宣传。第二年，学生军离开桂林，开赴前线。这天，桂林各界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学生军战士全部穿着新军装，打着绑腿，个个精神抖擞，意气风发。

　　在武汉，他们参与了80万群众保卫大武汉运动。在蛇山抱冰堂，受到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邓颖超、博古、聂鹤亭、张爱萍等的接见，聆听了周恩来《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演讲和叶剑英《抗战军事策略分析》的报告，每经一地都掀起群众的抗战情绪和慰问热潮。

　　1940年桂南会战期间，一支广西学生军在宾阳县莫陈村前线抵抗日军时全部殉难。一位学生军拼尽最后一口气，在竹林中一竹竿上刻下了：“终有一天将我们的国旗飘扬在富士山头!”日军感佩其精神，于是将竹竿锯下带回日本，设案供奉。

　　1940年5月14日的《大公报》发表了《桂南会战的学生军》盛赞广西学生军英勇顽强的精神。文章写道：“广西学生军是广西战场上最重要的一员，不论在前线，不论在后方，都有他们的足迹。”他们被称为“兵王”，是“铁打的一群”。

　　学生上战场，年轻的老师也不例外。1942年，24岁的诗人、西南联大教师穆旦参加中国入缅远征军，亲历滇缅大撤退，经历了震惊中外的野人山战役，于遮天蔽日的热带雨林穿山越岭，扶病前行，踏着堆堆白骨侥幸逃出野人山。

　　建国后，穆旦因入缅作战而被打成“反革命”。

　　1977年，临死之前，穆旦在一篇叫做《尽头》的诗中道出了自己的内心独白：“而如今突然面对坟墓，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四顾，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这才知道我全部的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生活。”

　　他在诗里回答了年轻时代的人生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