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窃听的官场

　　齐红，1.85米左右的个头，不说话的时候，是一副严肃而戒备的神情，而当他开口说话，你能感受到他密集的思索。这位前“安保队长”，从上百名官员的汽车、办公室或是卧房拆出三百多个窃听偷拍器材。这事发生在2011年。

　　“窃听成风”：“见面得先拥抱，重要谈话得去洗浴中心”

　　双腿一软，瘫坐地上，久久不能说话——齐红清晰地记得，他第一次为官员拆出窃听器时对方的反应。那是他始料不及的，更没想到的是，自己在官场上就此传开了名声。

　　官员们纷纷通过熟识的朋友来找他检测，拆除窃听偷拍设备。出于保险起见或是觉察到某种异常——比方说，被妻子得知某次秘密行踪，领导讲话“话中带话”，他们都会找到齐红。最忙碌的一周，他拆除了40多个窃听偷拍设备。

　　这段神奇的经历起源于一次饭局。一名来自山西的官员带来了“官场窃听成风”的信息——官员们使用间谍设备，彼此刺探，抓对手把柄，由此副职立刻升为正职，“现在我们见面都要拥抱，趁机摸摸对方身上是否带设备，重要谈话得去洗浴中心”。

　　在座人为之震惊。

　　齐红表示要对朋友们的安全“做个检测”，没过几天，他就找到一套检测仪器。检测工作先在朋友圈中进行。“焦点”人物会成为优先考虑对象，第一位是手握审批权力而又锋芒外露的处级干部。

　　“万一我私生活被发现，老婆不让我回家了怎么办?”听到齐红提出主动排查，这位“处级”还一脸轻松开玩笑。但很快，他就尝到了沉重的滋味——两个窃听器、一个针孔摄像头，藏在了办公室的空调里。

　　脸顿时煞白了，直勾勾望着天花板，两三个小时后，他才缓过神来对齐红说，不可能是家人装的，情人也“藏得很深啊”。冷静之后是应对。接下来一周，他频繁拜访上级，给他们送礼，终于得到“点拨”——某副手能力超群，应该调去更富挑战性的岗位。他豁然开朗，将副手调离。

　　但压抑和不安之感，却开始长久地笼罩他，他甚至怀疑起情人的背景，“是不是被谁安插在身边的?是不是被利用了?”

　　此后，齐红看到了更多。当场大骂某人是狗背后捅刀子的，心脏病发作而惶惶不可终日的……那些没检测出问题的幸存官员呢，能松一口气吧?不，他们忧心忡忡，成天怀疑，是不是检测设备不够先进啊?

　　谁在窃听：并不一定来自对手或“恶势力”

　　齐红发现，间谍设备多来自被窃听者的妻子、情人、同僚及竞争对手。

　　查出窃听器一周后，齐红的一名朋友(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主任)，因涉嫌受贿，被双规了。在齐红的描述中，这位主任讲原则，待人和气，他提出帮他检查检查，因为，“他在工作中不容易跟坏势力同流合污，又处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很多势力包括他的上级很难通过他来获得更多利益”。

　　当看到齐红从办公室的台灯里揪出窃听器后，这位主任陷入了沉默。

　　齐红再次见到这位“主任”时，他已经在监狱了。“只收过一次钱，就出事了!”他愤怒又哀怨地断定，窃听是一个预谋，行贿是一个陷阱。

　　齐红曾为此感慨良久，随后他发现，“主任”并不是孤岛，他眼中的正直人——一名大学校长，也被安了窃听器。

　　“谁对他使用这些东西?意图是什么?如果这样的一个人被搞掉了，另一帮人上来了，这个单位会是什么样?这样的手段扩大化以后，会普遍引起官员们一种怎样的心态?如果它们来自官场的恶势力，那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齐红的思考还未找到答案，他又发现，窃听或是偷拍并不一定来自对手或是“恶势力”。即便踏在同一条船上，他们也要接受来自同伴的考验，以确保共同利益的安全与稳固。

　　“被查出设备后，他们要第一时间排查是不是纪委所为，并通知同伴以寻求共同的安全和保护。”齐红说。他为一名官员找出窃听设备后，这名当事人最终确定窃听器来自“防患于未然”的同僚们。

　　“没事，自己人。”再次和齐红见面时，这名官员已恢复正常，大家又嘻嘻哈哈地吃饭。

　　应对百态：有人就此收手，有人选择结盟，有人要求反击

　　大多数时候，发现被窃听后，这些官员会积极寻求应对方案，齐红由此见识人性的丰富多彩——有人终止了地下生活，更加认真工作;有人小心翼翼，加强信息保护;有人要求给对手反装窃听偷拍器;有人意识到结成联盟寻求庇护的重要性;有人想到“分权”以壮大自己人马;有人则想到，不如为自己找一个“代理人”……

　　随着检测的深入，齐红开始重新建立是非标准，用以区分人群。对于“明显的坏蛋”，他会坚决拒绝帮其检测的要求，虽然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一名局长在看到拆出来的窃听器后，轻松地指出——那是我妻子装的。“他觉得自己在单位太受欢迎，不会有人监督他的，因为全单位都被他带动起来搞腐败，每个员工都得到很多好处。”

　　齐红提醒他，国家还是有法律的。

　　“在我们单位，就我说了算!我说的就是规章制度!”

　　这些时候，齐红总会感到一种厌恶感在迅速蔓延。慢慢地，他发现自己对这件事完全丧失了兴趣。

　　齐红曾对朋友们努力分析窃听偷拍现象背后的原因，也曾希望通过检测窃听器，起到提醒并让其悬崖勒马的作用。但他等不及看到效果了。当有人劝他将此发展为职业，他选择了远离，将器材都送给了别人。

　　“这是一桩很可笑的事情。可笑的工作我不愿再做了。但我很高兴曾看到这些官员各种痛苦惊恐的反应。无需深究，那些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齐红说。

　　(文据《南方人物周刊》，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