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政府”如何垮掉

　　从1938年1月到1943年8月，敌后山东省政府似乎是之后国民党政权的一个缩影，大敌当前的派系内斗、组织涣散、政令不行、贪污腐败、大量投敌……最终导致省政府流亡到外省，直至垮掉。

　　蒋介石的密电码：

　　大敌当前的内斗制衡

　　1941年底，时任参政会参议员的范予遂辞别重庆，开赴敌后抗日战场的山东，不过他心里很清楚自己的使命是什么——跟抗日没什么关系。

　　来山东前，范去见了蒋介石，他后来回忆说：“蒋介石批准我回山东后，就很快约我见了面，冠冕堂皇地说了几句，最重要的是今后有事叫我直接给他报告，临别叫他的侍卫任林蔚交我一本密电码，要我有事随时拍电报告他。”这一段话，把蒋介石派范来鲁监视和制约苏鲁战区最高长官于学忠、新任山东省主席牟中珩的目的说得很明白了。

　　牟中珩的前任是沈鸿烈。1938年1月，蒋介石将韩复榘枪决，原青岛市长沈鸿烈，随即被任命为山东省政府主席。因其时山东大部分城镇已被日军占领，沈鸿烈的省政府只能在山东各县农村流动驻扎，相机袭击一下日军，所以时人称之为“游击主席”。

　　1939年1月蒋介石任命于学忠为苏鲁战区总司令，指挥东北军51军、57军从大别山鄂豫皖地区越陇海、津浦路向敌后鲁南进发，到达鲁南费县坪上，开辟鲁南敌后根据地。

　　于学忠和沈鸿烈二人都有着以各自为中心控制鲁省党政军活动的强烈欲望。这种强烈欲望不仅带来许多隔阂与矛盾，将相互配合的功效化为乌有，而且上演了一出出闹剧，最终1941年夏沈鸿烈不辞而别。

　　于学忠入鲁后，沈鸿烈虽兼任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并不听命于于学忠。由于于、沈都想取得国民党在山东力量的领导权，再加上在防区划分、经费分配、收编各地游击武装等方面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两者芥蒂很深，有时还相互告发和发生武装冲突。身为省保安司令的沈鸿烈对其所属的保安师、旅、团亦不能指挥、调动，“各团队多自由分驻，趋易避难，重于就食，轻于防敌，遂致内部纷争，使敌寇坐大。”

　　时任省政府教育厅秘书主任(代理厅务)的刘道元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进入鲁南后，沈主持召开的鲁南军政会议明显地突出了山东军政“以沈为中心”这一点，沈以“主席并以地主身份招待前来人员”，“显示山东的事务由省政府管理，与战区无关”。

　　沈鸿烈走后，于学忠的部下牟中珩就是这样当上了山东省政府主席。牟主鲁可说是蒋、于、沈矛盾的又一产物。尽管如此，蒋介石对山东仍不放心，另从重庆派来范予遂任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不让牟中珩兼任此职。

　　流亡的山东省政府

　　经过此一番折腾，1942年1月9日，正式发表牟中珩任命时的山东省政府，已呈人心涣散的局面。牟中珩还没有来得及对省政府进行补充和改组，就遇上了日伪军的大“扫荡”，省政府驻地临朐吕匣店子受到日军攻击。为了逃避日军，省政府放弃吕匣店子，向东南方向沂山左侧移动。

　　1943年1月18日，吴化文率新四师及保安第一师公开投敌，省政府顿失西部外围唯一护卫屏障，直接暴露在日军面前。为躲避日伪军的攻击，省政府机关仓皇由沂山北麓移往沂山南麓的于沟、九山一带，又失散了一些干部。经此磨难，使本来已无多少业务可言的省政府，又陷入了半死半活的蛰势局面。其实，半年来省政府一直处于惊恐不宁之中，早已有名无实。

　　1943年8月，于学忠、牟中珩率鲁苏战区总部和山东省政府撤到安徽阜阳。

　　自移阜阳后几乎没有在省内建立起任何有力的控制机关，省内各级地方政权纷纷垮台或名存实亡;地方武装为求生存或公开投敌或脚踩两只船。可鄙的是，这些人在投敌时，还堂而皇之地向省政府报告其所作所为，美其名曰“采取曲折路线”，以求得省政府的“谅解”。

　　对于山东的国民党敌后战场，日本方面认为：“国民党系统军队的政治工作和游击战，与中共方面相比较，则相形见拙，不够熟练和妥善。”

　　国民党在其活动区域，为解决经费、给养等，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对广大农民疯狂掠夺，竭泽而渔，有的甚于日伪。如吴化文部即在其驻地临朐县，对民众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掠夺和榨取，制造了方圆几十里的无人区。

　　中共山东党组织对山东敌后国民党的情况有精辟的分析：“其军队纪律之败坏，掠夺有如土匪，党务人员之特务化，官吏之腐败贪污化，致使民众处于水深火热，数十里无人烟，伪钞横行，法币跌价，后方运输接济断绝，这真是一面花天酒地，一面啼饥号寒，在敌之总力战下叫哭连天，束手无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