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济南到青岛：沦陷区的市井图像

　　■山东在1942·沦陷区

　　萨特说：“占领往往比战争更可怕，因为在战争中每个人都可以表现自己是男子汉，而在占领这一暧昧的处境中，我们真的不能行动，甚至不能思想。”1942年，济南、青岛两地的市民，已在日本占领状态下生活了5年。在战争面前，普通人的生活状态是怎样?背负亡国奴身份的他们，是否一不小心，就走进了家国?

　　我爷爷是汉奸?

　　陈和不知道自己的祖父是不是汉奸。

　　他一直没有证据来证明这一点。祖父已经去世很多年，他对祖父的印象还是停留在很小的时候。但从周围亲戚那里得到的信息，他是济南一个公司的职员，是当年从农村走出去的唯一大学生。

　　1942年，祖父被任命为这个公司的二号人物，负责公司的全部财务，薪水已经足够在济南买一个大的院子和养活10几口投奔他的亲戚。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赢得了公司上上下下日本人的尊敬，据陈和当年的亲戚回忆，公司里的一般日本员工见到他一律鞠躬问好。陈和不知道祖父在日统区受到这样的待遇是否应该划到汉奸卖国贼行列。或许，他只是一个在日统区维持生计的普通人。

　　在祖父眼里，日统区的济南还是平静的。马三立的《艺海漂萍录》，对1942年的济南有很简短的描述：“泉城风物好，不过究竟是沦陷期间，市面上虽然过往行人也熙熙攘攘，但是大明湖上携酒载歌的却不多。听说南岗子市场还热闹，我和高少亭赶到那里，果然，这里风光不下于北京的天桥，天津的南市。”

　　无论如何，远离了中日军队交战区，普通百姓的生活还是过得去。从陈和父母家里遗留下的一些当年照片中可以看到，当时陈和祖父的家境比较殷实。

　　照片上，陈和的父亲还是个小孩子，穿着小褂在庭院里玩，被祖父用相机拍了下来。家里的伙食很好，父亲几个兄妹都长得很健康。奶奶身上的首饰还算体面。

　　这一年的冬天，全家照了唯一的一次全家福，祖父穿着西装，头发很整齐，标准的西式打扮。奶奶穿着旗袍抱着还是婴儿的姑姑，一家人的精神很好。

　　值得一提的是，祖父两兄弟在这一年走上了截然相反的路途。弟弟在他进入日本公司的时候便投奔了共产党，祖父当年也没有因为这事被日本宪兵抓去，直到共产党解放济南的时候，他弟弟还带着一队人马满城找祖父，不过那时候，祖父已经回到乡下避难去了。

　　战争和仇恨似乎从他们的生活中消失了，一些日本人甚至开始与中国人交起了朋友。比如日本鲁菜大师——佐藤孟江。1942年时，她17岁，在当时济南著名的鲁菜馆——泰丰楼当学徒。

　　大师傅们似乎也没有另眼看待佐藤，相反在日本战败，佐藤即将回国时，反而将自己的一些绝活都教授给了佐藤孟江。

　　佐藤记忆中的济南充满了诗情画意的童话色彩，她把济南当做了第二故乡。2005年5月，佐藤孟江80岁寿辰之际，她又一次带领徒弟来到济南，在“故乡”度过生日，她对儿时济南的记忆依然清晰，还能用济南方言说出“经五纬一”、“经七纬二”、“三大马路”等路名。

　　大观园里的抗日传奇，民族资本家的悲剧收场

　　“新华院新华院，中国人的阎王殿，谁要进到这里面，又抽血又挖眼，有时还要狼狗餐。病了只有死，想活命如上天，只有进去没有还。”

　　战争与仇恨是无法视而不见的。

　　我们无法考证陈和的祖父与佐藤孟江是否知道这些事实：就在他们安逸生活的时候，日本人在济南设立了“新华院”，这是杀人场，是毒气、细菌实验室。

　　日本人还在济南琵琶山南建杀人场，人称“万人坑”。解放后挖出的尸体，光完整的就有746具，散落不全的肢体多得无法计算。

　　值得深思的是，在中国数次面临外族入侵时，不少类似于陈和祖父的知识分子选择了合作，更底层的人们却完成了对民族精神的献祭，比如秦淮八艳。

　　《燕子李三》中就曾有这么一幕，日军占领济南一妓院，意欲建立又一个新慰安所，但妓女们尽皆自杀，为的“不给小日本享受”。

　　这该是怎样悲壮的场景?

　　济南作家杨树的小说《洋片人生》中还记载了济南一代跤王谭树森的抗日故事。

　　谭树森在大观园里演武为生。一个日本军官坐了洋车不光不给钱，还打人。谭树森大吼一声飞身上前，拳打脚踢，把日本军官打得鼻青脸肿、筋断骨折。事后日本宪兵队到处贴告示要抓他，封了谭树森的摔跤场，在众人协助下，谭树森逃到南京避难。

　　谭树森这样的孤胆英雄可以一走了之，但对当时已在济南扎根的民族企业家来说，这场战争无疑是一场灭顶之灾。

　　1937年5月，济南巨商苗杏村收购了军阀靳云鹏的鲁丰纱厂并更名为成大纱厂。此时，苗杏村志满意得，正处在事业的巅峰期。

　　仅仅两个月之后，抗战爆发，日军侵入济南，随即，便对成大纱厂实行了军管。靳云鹏等人遂又向日伪政权提起诉讼，并以产权人身份与“东洋纺织株式会社”签订了《中日合办鲁丰纱厂草约》，试图通过日本人造成既成事实。但日本人最终认定苗杏村为合法产权人，靳云鹏等人遂放弃了产权之争。

　　军管结束以后，日本人于1941年又对成大纱厂实行了“中日合办”。其间，成大纱厂毁坏严重，近万枚纱锭被用来制造枪械;厂内1300余间房舍，许多缺门少窗，有的仅存四壁。

　　苗杏村花85万余元收购的纱厂，仅仅过了半年便落入日本人之手。他深感世事变幻无常，于1941年底，忧愤成疾去世。苗杏村辞世后，商界震动巨大，连当时的汪精卫、陈公博都送来花圈慰问。

　　苗杏村死后，苗兰亭撑起了“大苗”一派江山。他秉承日军旨意，担任伪商会会长，协助日伪当局向济南工商界摊派勒索、征收税捐，在“治安强化”运动中，倡议开展“兴亚献机”运动，为日本侵略者支应战争资财效力。

　　他后来说，为了保护家产，“我走上了附逆道路”。“可是仅凭我这个伪商会会长，是维护不了生命财产的。于是我拿汉奸警务厅长张亚东当靠山，把苗杏村的房子让给他做公馆。我还结识伪民政厅长晋子寿，做‘护身符’。即便这样，仍然挽救不了企业的命运。”

　　1942年，作为山东民族资本家核心的苗氏家族，就这样风雨飘摇着。

　　日统青岛影像志：

　　一个日籍中共党员的命运

　　与济南相比，日本人更将青岛当成自己在山东的大本营。这让青岛的市井生活变得混乱不堪：中山路被更名为山东路，海水浴场被封闭成了军事禁区，汽车从右行改成了左行，交通一度混乱。日常生活中可以称得上有点亮色的是：话剧开始兴盛，正在报纸连载的王度庐的武侠小说也似乎能够让人们一时忘却外界的山河惨淡。

　　1941年12月日本与英美宣战，在华日军进入了被称为“孤岛”的上海租界，租界内的中国各家电影制片厂关门，于是大批电影演员组成了几十个话剧团，改演话剧。除在上海演出外，也到沦陷区各城市演出。

　　在“山东路”上，几家电影院因好莱坞电影无法进口，国产影片极少新片，也演出话剧，使青岛掀起话剧热潮。

　　充满诗情画意，儿女情长的武侠小说《卧虎藏龙》在青岛开始连载。1937年春王度庐夫妇赴青岛投奔其妻子伯父，不料几个月后抗战爆发，青岛沦陷，全家数度逃亡，伯父资财亦损失殆尽。

　　困居之中，王度庐偶遇在《青岛新民报》担任记者之旧友，遂应邀为该报撰写长篇连载小说。1938年6月1日始载武侠小说《河岳游侠传》，取笔名“度庐”，意思不外是“寒门度日，混混生活”而已。

　　日资轻纺工业也开始在青岛大规模井喷，这造成了青岛工业集聚效应“一区一带”的独特现象。这直接导致了青岛城市空间布局的畸形发展，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南北狭长”的格局变形和“南宿北工”的功能分离一直困扰着青岛人。

　　也有日本人在做着与其同胞相反的事情。1942年时，藤九光夫30岁。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他被征入伍来华，按规定可世袭其父官职，但藤九光夫服役不久，因冒犯上司，脸上被劈了一军刀，留下了深深的疤痕。藤九光夫多次要求转业开火车，后获准调到青岛，在胶济铁路当司机。他家有母亲、妻子、4个孩子、两个妹妹共9口人，住青岛西康路4号楼，生活十分困难。

　　周怀清，1940年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系中国共产党党员。1942年冬，藤九光夫引起了周怀清的注意。

　　两人的关系日益密切。藤九光夫开始将内部小报拿给周怀清看。后来，藤九光夫问周怀清是否愿意合伙做生意，周怀清满口答应并向上级汇报。上级指示，要重点购买根据地十分缺乏的布匹和药物。于是，藤九光夫在铁路医院工作的两个妹妹，弄来一些药品药棉等物资;周怀清也通过各种渠道在市内采购药品，设法搬到藤九光夫的火车上，由周怀清押运，如此一年，从未出事。

　　1942年12月，藤九光夫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青岛市唯一的日籍中共党员。

　　1946年1月，国民党政府在青岛遣返日军和日侨回国，藤九光夫在火车司炉王树运的陪同下来胶县找到周怀清，要求不回日本，留在中国。经过请示，上级决定动员藤九光夫回日本继续发挥作用。藤九光夫归国后，随即不知所踪，与组织失去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