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如何对待孩子，可判断它是否对未来负责

　　各地此起彼伏关于孩子的新闻，屡屡冲击和撕裂着中国人的心灵，不用做复杂的统计，中国成年人，已背负着孩子情感和良知上的最沉重的债务。

　　不是所有已发生的新闻都成为历史，新闻是瞬间的，心灵的伤口才刚开始萌芽。新闻是冰冷的，生命却是鲜活的。成年人的无知、傲慢、不负责任，结局是孩子为之埋单，这是很难以国情来搪塞的罪过。

　　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从对待老兵和对待孩子的态度，可看出立足当下的两种向度，如何对待老兵，可看出一个民族是否真诚对待历史，如何对待孩子，可判断它是否对未来负责。

　　童年记忆里如火如荼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们这些孩子在田埂上快乐地拾稻穗的时光，仿佛就是在昨天，这是唱片的A面。而渐行渐远的城乡二元距离，留守儿童的悲惨记忆，都市放牛班孩子如泣如诉的歌声，又仿佛就是唱片的B面。

　　这A面和B面的距离，只有一毫米，又仿佛永远无法越过。没有人知道，这一毫米的距离里，压缩着多少时代的记忆与沧桑。

　　“无法越过”，是我们不愿意相信，彼此的对接会是这么残酷无情，以致可以越过田园牧歌的华美记忆，直接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野蛮血腥，这中间，是一段被压缩的历史记忆。而“可供压缩”，是因为这三十年中，未来的主人翁们的故事，他们在不断地被合并同类项，不断地被遗忘。新的事件在不断覆盖掉旧的事件，新闻在不断成为旧闻，只有逻辑同构，只有苦难同质。

　　无论是拷问体制，还是反求诸己，都会让人想起在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之际，原东德反对派领袖艾波曼谈到当时东德的境况实际上已经陷入绝望之局：政治日渐保守，经济越来越萧条，环境污染严重，而驱使他们在这个死局中仍然去从事政治反对运动的最大动力，则是孩子。

　　“我们很多人都是有家有孩子的，如果我们希望后代至少能够活得比我们这一代人要好一点，那么这个社会必须要进行一些改变，这个社会必须要更开放、更人性、更自由，更多姿多彩一些才可以。”

　　“马丁·路德在16世纪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如果地球明天就要毁灭，我今天还要去种一棵苹果树。那么如果我们还想让我们的后代过上一个稍微像样一点的日子，我们就必须要做点什么，必须由我们来种这棵苹果树，所以我们的动力其实就是责任感和希望。”

　　“当然，有一个让人感到非常压抑的事实是——要种这棵苹果树的代价是很大的，我们很有可能会因此死掉，我们更可能自己看不到成果——最乐观的打算是可能是我们的儿子辈，或者是孙子辈才能看到这棵树开花结果。但是如果我们不做，那么就要再推一代，我们的下一代才开始去种苹果树。也许他们也会觉得没有希望，也和我们同样的理由不去做，那就彻底没有希望了。总得有人去做，所以我们就做了。”

　　艾波曼的得意是经过这20年，他可以非常高兴地说，“不光是我的儿子吃到了苹果，我也吃到了苹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