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慈幼之政”到流动社会的小公民

　　中国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史——

　　流浪儿童问题由来已久，只是随着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步伐的不断加快，它才日益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严峻的社会问题。其实，流浪儿童古已有之，历代社会也有不同程度地对流浪儿童问题予以关注，实行一些所谓的“慈幼之政”。而无论是政府性或民间性救助机构，“养”与“教”始终都是抚养流浪儿童健康成长不容忽视的两个方面。

　　朴素人道主义：古代慈幼局里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易经》中“蒙以养正”，《礼记·礼运篇》的“幼有所长”、“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周礼》中“慈幼”的论述，大概是中国古代社会儿童救助保护最早的理论源泉。

　　春秋战国时期，越王勾践就曾制定条规，大力推行慈幼之政，或由国家赏赐财物，或为之雇请乳母，以期达到恤幼的目的。管仲“九惠之教”中的“慈幼”、“恤孤”就是战国时期齐国实施的对流浪儿童、孤儿等弱势群体的慈善救济，这与现代社会的福利保障措施十分相似。

　　唐代的悲田养病坊是古代第一个比较完备的专门矜孤恤贫、敬老养病的慈善机构。从武周时期开始，长安、洛阳及地方各道、州的佛寺中就广为设置。到唐玄宗开元年间，养病坊又有了新的发展。“至二十二年，断京城乞儿，悉令病坊收管，官以本钱收利给之。”

　　北宋时期，一些贫困之家迫于生计，常将新生婴儿弃之于野，或溺之于江。为革除这种陋俗，仁者善士广泛倡议拯救幼婴，由此，以慈幼局为典型的宋代流浪儿童救助机构逐渐在全国推广开来。

　　江西提举常平司黄震开始变通救助流浪儿童的慈幼之政。原慈幼局对收养的弃婴流浪儿重养轻教，以致将来无以谋生，酿成终身贻误。有鉴于此，黄震提出慈幼局要变消极救济之法为积极之策，教养并重，使幼儿长到一定年岁后能够独立谋生，糊口养身。

　　明清时期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事业是随着弃婴问题日益严峻而兴起的。晚明以后，极贫之家因添人丁而致抚养维艰，不得不抛弃自己的亲骨肉，由此溺女之风渐炽。清代溺婴也相沿成习，不独边陬之地如此，富庶之区亦概莫能外。一些有识官绅为正人心、端风俗，先后建起婴孩救助组织以遏止溺婴之风。

　　扬州育婴社纯粹是一个民间慈善机构，它靠定期的集会来发展会员和筹募经费，救济贫家之婴。扬州是明清时期两淮盐务中心，鹾商麇集，富室云聚，其中的慷慨好义之士踊跃捐输，共襄善举，遂促进育婴社的正常运行与蓬勃发展。

　　入清以后，流浪儿童救助组织也首先在江南地区得到恢复、发展。雍正帝继位后，许多地方先后建立起各式各样的流浪儿童救助保护机构，除育婴堂外，还有救婴堂、保婴局、恤婴会、接婴所、保赤局、六文会等名目。

　　西风东渐下的“教养并重”：近代意义上的流浪儿童救助保护

　　鸦片战争后，传统的流浪儿童救助事业在西俗东渐的影响下开始转型，出现了完全近代意义上的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事业。

　　戊戌时期，两广、江浙善堂的活动内容就已突破传统善堂所行善举的范围，开始设立养贫院教人以工艺。这种新型公益活动，成为社会救助事业在近代嬗变中值得重视的新趋向。如两粤著名的广仁善堂，原本“创行善举如劝善赠药施衣施棺诸善事，开办经年”，随着维新运动的兴起，又拟在各州府县次第“设养贫院以收乞丐，教工艺”。

　　可见，在维新思想的鼓荡下，对流浪儿童的救助由重养轻教趋向教养并重了，而新的慈善救济团体不单向流浪儿童提供衣食之类的救济，也致力于兴办义塾，为流浪儿童、贫儿提供必要的教育。

　　清末民初，上海地方绅商和社会名流也设有收容救助、教育贫儿和流浪儿童的机构，像上海孤儿院、广慈苦儿院、上海贫儿院等都依公益田租收入和社会捐款为经济来源，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上海孤儿院，1906年由高凤池、李平书、王一亭等人筹款在南市创办，1910年迁至沪南龙华新址。龙华总院收养6-18岁男女孤儿，立有小学堂、工艺所，男孤习藤、木、织四科，女孤学缝纫、烹饪、图画、造花、刺绣等工艺。

　　除此之外，孔祥熙主持的中华慈幼协济会以教养兼施、扶助弱者、塑就新人为己任，也成为近代儿童救助保护事业中一个夺目的亮点。

　　对于流浪儿童的救助工作，值得一提的还有在华的西方教会。

　　1843年，法国天主教耶稣会首先在上海设立圣婴会，赎买被遗弃的孩童。19世纪40年代末，耶稣会传教士又在横塘修道院内创设了一所孤儿院，1850年迁往附近的蔡家湾。而此时浦东唐墓桥也建有一所孤儿院，专收女孤，蔡家湾孤儿院遂将女孤全都送往唐墓桥。19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随着洋教势力的进一步扩张，教会慈幼机构几乎遍及大半个中国，累计收养的流浪孤儿在15000人以上，其中多数为女孤。

　　教会的儿童救助机构大都采取养、教、工三者结合的救助方式。宗教教育无疑是教会慈幼机构的必修课。此外，教会的儿童救助机构大都还传授了一些最基本的文化知识基础(如中英文)，举办了职业技能教育。在传授技能的同时，教会提倡“教”与“工”的结合，也提供了许多劳动实践。

　　民国以后，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创设的各种救济院，也或多或少地借鉴西方近代的慈善救济理念，对受助的流浪儿童养、教、工并举，行积极救济之策。

　　从宋美龄到邓颖超：战时儿童保育会里的“小国民”

　　民国时期，北京香山慈幼院是最著名的慈善救助机构。它是大慈善家熊希龄于1920年创办的，收养京畿地区的无辜灾童，维持二十年之久。另外，张謇在南通创设的狼山盲哑学校也很有名。20世纪20年代以后，流浪儿童的救助保护机构在全国各地已很普遍。各地新设立的孤儿院等慈善救助组织都非常重视教养兼施，为流浪儿能自立于社会谋生计着想。

　　抗战期间，难童的救济与教养成为慈善救济的重点。

　　从北平、上海、南京等地流亡来汉的大批文化教育人士纷纷呼吁人们重视救济难童。如“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沈钧儒就对难童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提出对他们要予以特别的爱护，施以合乎时代的教育。

　　宋美龄于1937年抵达武汉后，紧急召集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在汉的委员举行会议，讨论救济妇女儿童的事宜。随后又在《妇女生活》上刊文，倡议救济难童：“我们怎么能够任他们去流浪，变成乞丐，变成匪徒，变成嗷嗷待哺的饿殍。……谁不应该去救济他们，救他们出水深火热的苦难，帮助他们成为有作有为的国民，将来也担负起捍卫国家复兴民族的一部分责任呢?”这就为成立战时儿童保育会作了舆论宣传。

　　1938年3月10日，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汉口正式成立，由宋美龄为理事长、李德全为副理事长，在战时儿童保育会筹建过程中，中共妇女干部邓颖超、刘清扬等人也积极参与，多方奔走，出谋划策，推动和促进了这一救助难童的慈善机构的顺利建立。随后她们又在保育会中任理事，筹办保育院，为保护民族下一代也做出了很大贡献。

　　战时儿童保育会正式成立后，首先在汉口筹设了第一临时保育院。从1938年3月底开始接收各地来武汉三镇的难童，至5月初正式建立时已收难童1700余人。后来，陕甘宁边区也建立战时儿童保育会分会，由邓颖超负责。在总会、分会的领导和计划下，还普遍筹设保育院，对难童施以教养。同时也开展一些劳动技能活动，为难童毕业后谋生之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