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金莲演义

　　男人们将各种骂名加于金莲，又在被窝里偷偷爱着她

　　近日，作家刘震云新书《我不是潘金莲》引发人们对潘金莲形象的再思考。近年来，汉剧《金莲》、芭蕾舞剧《金瓶梅》、话剧《潘金莲》、《今夜我是潘金莲》，再加上每一次重拍的《水浒传》，最热点的人物当属潘金莲。所有的一切表明，潘金莲从未离开我们的视野。

　　潘金莲还成为拉动一地经济发展的旅游品牌，在阳谷、临清，“潘金莲”随处可见，“潘金莲咸菜”甚至成为一道地方名吃。

　　自从施耐庵的《水浒传》奠定潘金莲形象的基础，经过《金瓶梅》的渲染，她就背起毒妇、淫妇的别名流传，成为“恶魔型”女性的代表。传统戏曲《打饼调叔》、《挑帘裁衣》、《灵堂杀嫂》等，就是站在男性传统观念的立场上对潘金莲进行丑化和谴责。

　　潘金莲故事发生的大宋宣和年间，距今900年;《水浒传》成书，距今600年;《金瓶梅》成书，距今400年。

　　适值今日，我们说一个女人水性扬花，还会冠之以“潘金莲”的称谓。

　　毫无疑问，她唤起了男性自相矛盾的猥琐欲望——既渴望女性淫邪，以便自己成为西门庆;又渴望女性忠贞，以免自己沦为武大郎。于是所有民间关于潘金莲的传说，都让人面红耳赤，支起耳朵，然后又不忘大义凛然地啐一口唾沫。

　　几百年来，人们将各种骂名加于这一女子身上，又在被窝里偷偷爱着她。

　　女性话语的缺席，如同男性作为女性代言人的历史一样，由来已久。从这个意义上说，整部女性的历史，是由男性创造的。在这部由异性写作的历史里，潘金莲作为经典妇女形象被反复书写。

　　一个被传统定位于不堪地位的女子，何以能吸引了众多的现代文人不吝笔墨呢?由原文本出发，我们发现这里有作家们共同的兴奋点：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悲剧性;故事的趣味性、戏剧性。

　　可以说，从施耐庵开始，对潘金莲这一形象的塑造和再造，就是一部中国女性史，是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认识过程。

　　潘金莲是一个话题，可以诠释关于情和欲、爱和恨、历史和未来的诸多疑问。

　　启蒙运动：难道能让这样美的乳房消失吗?

　　波伏瓦说：“女人的戏剧性在于每一个自我的基本要求的冲突之中：她总是把自己当作本质的，然而在处境的压制下，她又是非本质的。”

　　淫荡是一个人造的概念，用来维系一个由私产占有而形成的禁忌，其根基就是把女子视为男性的私产。荡妇的起因在于妒忌和占有欲：女人因为妒忌而希望在容貌以外的方式得到补偿，于是她们就自我暗示美丽的女子在道德方面必然存在缺陷;男人因为占有欲和现实的压抑从而需要通过自我暗示来宣泄压力和化解矛盾，于是他们幻想女子的滥交淫荡，使得美丽的女子不再被某一个男人独自占有——这就是所谓的“意淫”。

　　古希腊时代，一个美女芙丽涅以“有伤风化”的罪名被法庭传讯，她的辩护律师当着陪审团的面掀下芙丽涅的衣服，指着她美丽的裸体说：难道能让这样美的乳房消失吗?于是被判无罪。

　　对潘金莲的数百年嘲讽与同情，却在上世纪20年代之后掀起了一股重塑其形象的热潮，从欧阳予倩到魏明伦，再到阎连科、刘震云，潘金莲俨然成为反抗压迫的劳苦大众代表，成为中国启蒙运动的符号，就这一点而言，潘金莲的意义，却又超越于男女情爱，这可能是施耐庵们从未想到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