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供”5000年

　　去年以来，中央四部门联合下文，全国各地齐齐出击，一时之间，各式各样的“特供”似乎就此消失了。但“特供”的土壤依旧肥沃，问题仍未解决。

　　征战伦敦奥运会的国字号队伍，吃上了空运的特供肉和菜，甚至变身为生产队，从养猪到种菜，自给自足。

　　特供并非人类独有，古之猴群，猴王便拥有对配偶、食物等的优先支配权。而人类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前同样有着某些特供的雏形，换言之，“特供”的历史比文明史还长。自古人便分三六九等，有钱好办事，“特供”的物品和规制变迁是一部社会变迁史，进贡文化成为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时至今日，运动员吃特供，官员吃特供，孩子吃特供，稀缺品的支配权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也就成了特供。特供是显示身份的符号，是彰显产品质量的标志，是商业和文化形态。可以说：“人类不灭，特供不止。”

　　中国，一直就是一个“贡国”

　　夏朝，一樵夫伐树时发现了一大块白脂，不敢私用，敬献给大禹制成蜡烛。这可能是关于“特供”的最早记载。

　　不同品秩之人的饮食用度，都有着严格的区分和等级规定，居下位者，得到了不属于自己使用范围内的东西，必须呈献给上位者，否则就是僭越。《诗》云：“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

　　在中国漫长的专制历史中，凡一方土特产，要将最新、最好的向朝廷交纳，供皇族使用，称之为贡赋。

　　据《禹贡·疏》载：“贡者，从下献上之称，谓以所出之谷，市其土地所生异物，献其所有，谓之厥贡。”下之所供为贡，上之所取为赋。可见，贡赋之物，为一地“所生异物”，也就是特产之物。如古井贡酒，连名字都带“贡”字。

　　“进贡”是古代的一项定制。《尚书·禹贡》云：“任土作贡。”也就是说，各地官员以及各藩属国以土特产贡献给天子，既满足了天子之需，“致邦国之用”，又沟通了上下感情，所以皇帝和各地都乐此不疲。

　　《尚书·禹贡》中，把中国分成九州，详细介绍了每个州应该给大禹王上贡的贡品。

　　商代之初，各路诸侯及部落首领，朝见天子时就要拿着最好的物品进贡。贡品包括精美织绣、宝玩珠玉以及各地特有的物产，专供天子享用。这种做法到了汉代，更是发展成为了一种礼制。

　　凡地方上珍稀之物，一经发现均可成为贡品进献皇室。从“随山浚川，任土作贡。”(《尚书·禹贡》)发展到设官分职进行管理，有所谓“九贡”即礼贡、嫔贡、币贡、材贡、货贡、服贡、游贡、物贡。茶叫贡茶，香叫贡香。岭南荔枝因杨贵妃的一笑而

得名;东阿的阿胶，被慈禧代言，100多年来长盛不衰，可以看做贡品文化的典型例证。

　　一地特产，唯有成为贡品才会被广泛认可，是一种持久的广告效应。而今所谓的桓台山药、明水大米等响亮的名字，如果不是因为成为了供品，很难被世人知晓。而今商家宣传产品多以特供的名义，也是受此启发。

　　特供除了有产品质地上乘、珍异难求之类的因素，就连瓜果蔬菜长得特别巨大，也不是普通人能够享用的，必须敬献给皇帝。《太平广记》载：唐高宗时，益州长史李崇真的官署里结了一个很大的橘子，想要上表献给皇帝，后来发现有异，剖开一看，竟然有一条赤练蛇盘踞橘中。唐德宗时，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见到一只斗大的柑子，想进呈皇帝，时有医生在座，劝他不要鲁莽从事。韦皋让人剖开看，柑子里面竟然有一条两头蛇。故事的真实性姑且不论，从中即可看出，古时皇帝特供所涉及的范围之广。

　　明代特供最为奢靡，就连皇帝用的手纸，都是以四川的野蚕茧织就，特供进呈上来的，用一次就丢弃。后来有皇帝觉得这样太浪费，一度下令停止丝绢手纸的特供，但他听闻这样又会断掉川中一部分织户的生计，有了拉动地方经济的借口，他也就继续心安理得地使用下去。

　　特供蔬菜基地古已有之。明人谢肇淛的《五杂俎》载，明神宗时，宫廷以享受反季节的蔬果、鲜花为时尚，专门有人冬天在地窖里烧火，营造暖室环境，种植黄芽菜、韭黄、西瓜、牡丹花，作为特供进呈大内。因花费巨大，神宗末期，内府告匮，不得不挪用济边银来填补亏空。

　　乾隆皇帝的“购物单”和朱棣的美女“药材”

　　从一定程度上说，清代皇帝的生活质量与贡品直接相关。

　　皇帝虽然富有四海，却并不能任意支配国库来满足个人消费。国库由户部掌管，而皇帝的私人财政则由内务府掌管。皇帝的个人财富主要来源于以下几部分：一个是内务府管理的皇家庄园的收入，二是内务府通过经商、放贷等方式，为皇帝创收。其他的就靠各地给皇帝的进贡了。

　　乾隆66岁时，没钱了，又不能伸手向国库讨要，便耍起了无赖，将手伸向了各地官员。他决定第四次南巡山东。

　　与前几次南巡不同，这一次，沿途前来接驾的王公大臣特别多：以前只是河北山东的地方大员到来，而这一次附近的蒙古王公，几处盐政织造，甚至远在湖广、四川、广东的封疆大吏也来了。如此众多的高管莅临山东，史上罕见。

　　每位大员的车队都是珠光隐隐，宝气四射，谁人没有几件拿的出手的珍品?

　　由北京到山东，一路之上，几乎每个驿站都有大量的贡品在等着皇上。内务府派出大量接收人员，源源不断地将这些贡品装车运回大内。

　　乾隆70大寿时，北京附近，各地进贡的大车据不完全统计多达三万辆。除大车外，那些珍贵怕碎的贡品以人担，驼负，轿驾，更是多不胜数。“每车引马骡六七头，轿或者联杠驾四骡，上插小黄旗，皆书进贡字。”

　　车辚辚，马萧萧，嘶鸣声中，消耗掉的是整个国家的精气。

　　朝贡是进贡的一种延伸。在没有现代外交的古代，朝贡制度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方式。

　　周边国家跟中国没有完全展开贸易，只能通过向中国皇帝赠送礼物，中国皇帝再回赠礼物的方式进行物品交换，这种朝贡模式又叫朝贡贸易。

　　贡女在诸多贡品中很受人关注。《明实录》中，把朝鲜的贡女写成“纯白厚纸”或“药材”，大概明成祖也感到明目张胆向朝鲜要求进贡美女，有些荒淫无耻。有一段朝鲜的历史记载说，“以艺文馆大提学李文和为进献使，纯白纸六千张赴京。”朝鲜专使，声称黑细麻布三十匹，白细芳布二十匹。

　　在朝贡体系影响下，东亚地区逐渐形成一个以汉字、儒家、佛教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文化圈内，强调文化上的华夷之辨。

　　日本江户时代即有所谓华夷变态之论，李氏朝鲜则甚以“中华”自居，视清朝为蛮夷。越南阮朝也自视为“中国”，别人为“夷”，自称“中国之于外夷，治以不”、“先王经理天下，夏不杂夷，此诚杜渐防微之意也。红毛人狡而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可听其居留”。这里“中国”和“夏”就是越南，不是清朝。

　　稀缺与权力的双重属性

　　事实上，送给皇帝的“土特产”，几乎件件超出官员们的承受能力。皇帝喜欢镶珍珠的玉如意，臣下纷纷进献。一柄不嵌珠的玉如意值银四千两。羊毛出在羊身上，每一件礼品都是民众的膏血凝成。

　　山东巡抚国泰进贡成绩之突出，连乾隆都曾夸其“优于办贡”，进贡之勤快到了令皇帝有点烦的程度。乾隆四十七年，皇帝在国泰的贡折上批道：“何必献勤至是?今所贡才器都闲置圆明园库，亦无用处，数年后烂坏而已。”后来国泰终因贪腐被乾隆斩首，是否是进贡史上一个笑话?

　　进贡过程中的贪腐行为，不过是进贡的诸多后果中最轻的一种。更为严重的是，皇帝对物欲不加节制的追求，给天下传达了许多不良的信息。

　　任何特供，都有着稀缺与权力的双重属性，当代也不例外。

　　叶剑英的孙女叶明子在6岁之前，一直以为飞机只是两三个人坐的。外交部大院里长大的洪晃，小时候家里有整箱从伊朗进口的鱼子酱，大人们不知道怎么吃，就拿出来给小孩子拌粥。直到多年以后，洪晃才知道这不起眼的东西一勺就值几百美元。说到这里，她挑了一下眉毛：“还蛮好吃的。”

　　计划时代的特供，有着清晰的逻辑。它是作为一种制度，一种按权力大小分配资源的特权和福利，普遍存在于官员队伍里，它明确与权力和官职挂钩，权力越大，官职越高，所能得到的特供也就越多。

　　梁文道在《常识》一书中提到特供：“那些‘没有包装的熊猫’与‘瓶底印了面小国旗的茅台’又是怎么回事?莫非它们全是子虚乌有的民间传说?万一它们是真的，难道我所理解的‘共和国’概念竟然是西方霸权的产物，和我浩浩中华的语境颇有不同?又假如这都是谣言，假如我那些说话特别小声的朋友原来全在撒谎，为什么我们又一直愿意去相信‘特供’的存在呢?也许说明了大家的国民意识有问题，分明活在人人平等的共和国，心里却总还残留着君高民卑的封建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