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我的洪水逃生记

　　卡尔维诺总在小说里试图告诉大家：“予你欢乐的也会予你痛苦。”1998年，12岁的我便在亲眼目睹自己嬉戏、摸鱼的乡村小河突然变作吞噬村庄和财富的过程中，悟到了物能生反、心随境转。

　　老家位于鲁中山区腹地，四面环山，世世代代的乡民居住于低洼平地。山东省最长的内陆河沂河发源于此，穿境而过，乡民、村镇便沿河而居。1998年，南方特大暴雨，全国各地雨水充沛，我生活的鲁中农村也不例外。

　　那年小学毕业，正值伏暑7月，雨水时常淅沥。某个下午我跨桥到河对岸的伙伴家里玩耍，刚坐定五分钟突然下起泼天大雨。两人不以为意的躲在小屋子里乐此不彼的跳猴皮筋、看小人图画书。

　　几个小时过去，已到晚饭时间，雨势却依旧不减。我突然不安起来，拿着一把伞试图冒着雷鸣电闪跑回家——然而，出门才发现，世间已千年：河堤的水已漫到马路上，竟淹过小小的我及腰深，两米多的桥也被吞没在河水里。

　　不过隔着一条河，却再也不能回家。我站在河岸大喊着爸爸，要他接我回家，声音被吞没在雷电的轰鸣里。最后只能再折返回伙伴的家里。

　　随着大水而来的还有上游被冲倒的果树、淹死的家禽、和上游水库里跑出的几斤重的鲤鱼：不少胆大的小男孩儿纷纷冲到马路上，兴高采烈的哄抢洪水带来的苹果;水性好的村民甚至几个人一起跳进河里捞木材和猪、羊。只有我因为归不得家而远远的饮泣。

　　到了晚上7点左右，雨水渐小，马路上的积水却越来越深。依河而居的小伙伴家的庭院里也被灌进水流，最后又慢慢流进屋舍——这个时候才知道，如此大的水，并非因为雨，上游的水库已经蓄满了连日的雨水，甚至因为年久失修不能承重，慢慢裂开了口，往外渗出，不得不靠泄洪减少危险。

　　8点左右，村里的大喇叭突然响起：水库出危险了。泄洪太慢。裂口在逐渐变大，有决堤的危险，上级决定要炸开一个豁口，放出大量水流，以避免决堤。所有村民必须转移，一旦决堤，洪水将淹没河流沿岸十几个村庄。

　　听到这个消息全村都炸开了。决堤?吞没?地里的庄稼怎么办?好几口房子怎么办?家里的被褥、粮食怎么办?全部的呜泱声也压不住我的大哭声：我怎么办?爸爸为什么不来接我?倒在伙伴家的卧房里我眼泪哗哗流个不停。

　　我和爸爸暗自赌气的同时，不愿搬迁的村民也和洪水僵持着——对抗到接近10点的时候，终于无法对抗：泄洪而来的水越来越大，喇叭里的声音也越来越强硬，11点准时炸堤，自作抉择。小伙伴的妈妈也帮我喊话，传达过来对岸的意思“你爸爸要你先随我们走，明天再接你。”

　　嚎啕大哭的我只能看着小伙伴一家收拾家当，把缸里的小麦玉米装进麻袋、把存款衣服卷进包袱、把老人扶进小推车……伙伴的妈妈跟爸爸为是否要带电视机、丢不丢掉缝纫机大吵，小伙伴也整理着自己的书和玩具，我则在哭着想：我的花裙子我妈妈会不会记得帮我带上?

　　收拾停当，跟着伙伴一家五口往山顶而去，据说是要住进一个在山顶的亲戚家。伙伴的爸爸推着粮食家具、伙伴的妈妈推着老人和衣服床褥，我和伙伴扶着木推车的把手，踉踉跄跄爬到半山腰。

　　山腰人家此时已挤进三四十口人，满院的小孩、推车、粮食，妇女负责看护自己的家当，男人负责在院子里扎帐篷或者抢能住人的草屋……最后，我和伙伴因为年龄小，被安排进了一间放杂物的瓦房和十来个小孩躺在地板上先睡。

　　寻不见家人又提心吊胆的我，怎可能睡去?可又累又乏的我竟然很快哭着跌入梦境。醒来已经是第二天清晨，妈妈已经找了过来，并且告诉我：泄洪泄的差不多了，水库稳住了，没事儿了，不用炸了，路上的水也退下去了，可以回家了。

　　此时，满院子都是为了拿错粮食争吵的成年人，我随妈妈下了山。果然，河里的水小了不少，马路也可以正常行走了。妈妈问我：“昨天害怕没?”我赌气却也几分认命的说：“不怕，反正也不是我一个人，这么多人呢。”

　　的确，成年之后，每每回忆起这次洪水，都感慨且庆幸：一场水灾，关乎的岂是几个人的生死?它卷挟的是几代人的身家性命，泪水、哀愁。

　　■水惑中国·观点

　　水祸还是人惑?

　　□王涌

　　四年前，在鸟巢国家体育馆上空腾起的绚丽焰火照亮北京城，一座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如梦如幻地展现在世人眼前。四年后，一场暴雨却将北京城打回原形，水漫京城，街道如泽。

　　社会广泛质疑政府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却未得到及时有效的回应。

　　质问一：为什么在雨灾来临之前政府不通过手机短信向市民发出警告?

　　质问二：为什么不对下凹式立交桥采取公共安全防护措施?

　　质问三：为什么不能及时地公布死亡人数?

　　质问四：为什么北京的城市排水系统在雨灾中失效?

　　中国于2007年11月1日施行《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务院设立应急办，地方政府则在政府值班室设立应急办，标志中国以“一案三制”为核心的应急管理体系基本形成。

　　但是，实践中，政府的应急办主要承担信息的接报，上传下达，缺乏专业人士。由于政治背景的不同，中国政府的危机处理负担比美国政府更为繁重，因为它将在很长时间内，面临双重危机的挑战，即社会政治危机和自然灾害危机。目前政府将两者置于统一体制和机构中处理。

　　《突发事件应对法》第3条就将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全部都纳入到突发事件的范畴中。该模式有其必然性，但危害也不容忽视。

　　虽然在形式上，政府对自然灾害预防也做足文章，如洋洋洒洒数万言的《北京市防汛应急预案》。此新修的预案是在北京暴雨来临前两天颁布的，可谓高度重视。

　　但实战却是另一派景象：汛情严重，道路积水深度已达到100cm以上，却不发布红色汛情预警;房山区京港澳高速出京方向南岗洼铁路桥下路段，积水路段长达900米，积水最深处达6米，平均积水约4米，淹没80余辆车，管理部门无任何预警，也不及时关闭高速公路。所谓“应急”，难道是看领导急不急，而非民众;所谓应急预案难道是实为“应付”预案?

　　虽然在舆论的监督下，政府已难以对自然灾害进行赤裸裸的信息封锁，但变相的信息封锁无处不在，如所谓的“死亡信息将适时公布”等。

　　台湾学者曾对比两岸灾害应急模式，差异之一就是，台湾许多大型民间组织取代政府成为救灾第一线的服务者，而在大陆，民间组织萎缩，无法形成社会多元防灾参与体系。虽然在北京暴雨中，有壹基金救援队、望京车队等温暖人心，但路还很长。

　　中国保持着世界史上最严重的洪灾纪录，那是1931年的大洪水，黄河、长江、淮河泛滥，死亡人数达300多万。2012年7月，北京又要创造一项纪录：一座现代化城市应对暴雨的失败纪录?其中包含人祸，应当问责。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