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就是一部人和水的斗争史

　　千年大逃亡——

　　早在距今4000多年的大禹时期，先人就开始了与洪水作斗争。翻阅中国史书，无论是上古神话还是历代名人，总离不开抗洪治水的影子：西门豹与引漳十二渠、孙叔敖与芍陂、李冰修筑都江堰、汉武帝现场指挥黄河堵口、隋炀帝开通大运河、苏轼建苏堤……

　　从公元前206年至公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2155年间，大水灾发生了1029次，几乎每两年就有一次。关于水的灾难历史，浸染着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

　　洪水五进京城，八淹津城

　　如果人类有记忆，那一定是被洪水追在屁股后面跑的记忆。

　　山和海，不能对抗的天，是上古时代的中国人最深刻的恐惧，翻阅所有神怪传说，洪水都被赋予了特别的力量，《山海经》中的水兽便是典型的化身：人面豺身，有翼，蛇行，声音如叱呼。

　　相传在四五千年前的原始社会末期，中原大地上便发生过一次特别大的洪水。洪水淹没了土地，冲毁了庄稼，房屋倒塌，人死牲亡，到处是白茫茫的水波，活着的人纷纷跑到丘陵或山上去避难。这时有位治水的英雄叫大禹横空出世，传说他三过家门而不入。而大禹被作为明君圣主的典型功绩便是：战胜了水害。

　　据史书记载，从公元前206年至公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2155年间，大水灾就发生了1029次，几乎每两年就有一次。水淹京都，是历代皇帝的噩梦。

　　洪水跟黄河脱不了关系。历史上，黄河曾多次改道。黄河的每次改道，都造成了决口泛滥。黄河一旦决口，洪水可北抵京津、南达江淮。据考证，历史上洪水曾五进北京城，天津市曾8次被淹。历史上黄河决口1590次，改道26次，水患所至，黄沙扑空城，人或为鱼鳖。

　　如果翻开有关史籍，那一字字一行行关于洪水灾害的记载，叫人触目惊心。就连竞相赞颂的“隋唐盛世”，短短的30年时间中，黄河“决溢成灾”多达37次。

　　公元836年，唐文宗开成三年，黄河的大水再一次决堤而出，淹没的范围广及“大河而南，幅员千里，楚泽之北，连亘数州”，“既坏庐舍，复损田苗”，“生业荡尽，农功索然”。寥寥数语，勾划出一幅凄凉可怕的画图!

　　千年河流里的政治地理

　　巨大的洪涝灾难，严重时以致文明覆灭，世界上最早的文明之一，出现在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苏美尔文明，便是由那毫无规律可寻的河水泛滥，以致文明覆灭。

　　即使轻微也沉重的动摇了一个国家的基础。

　　封建社会中，历代的洪水治理总是伴随着明君圣主的崛起，或者王朝的覆灭。

　　前文中有因为治理洪灾有功而万人爱戴的大禹，后世自然就有因洪水丢皇位的“倒霉帝皇”。据研究，中国古代农民起义中近60%由洪涝灾害引起。汉末黄巾起义，唐末黄巢起义，元末红巾起义，无一不是洪水灾难引起的。

　　其中，最“背”的莫过于隋炀帝。隋炀帝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有“水理想”的皇帝。至此，他指导下挖掘的全长一千一百公里的大运河，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1747公里，成为中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然而，第一个“南水北调”的皇帝却因“治水”过程中劳民伤财、好大喜功被推下皇位。

　　河流向来是一个关于国家管理的重要隐喻。洪水在摧毁村庄、乡镇，围困城市和山峦的同时，也在默默地支持着农民起义的方法论。马克斯·韦伯在经典之作《儒教与道教》中写道：中国的君主们总是希望最大程度地控制水利，这是一个农业的技术问题，也是一个人事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它已潜移默化为政治生活中的内部核心概念。

　　上世纪的洪水记忆与花园口的“水灾抗战”

　　建国前，中国最大的洪水有三次。

　　一次发生在长江流域。1931年，长江流域1个多月的连绵暴雨，发生了长江全流域大洪水，使得湘赣皖苏桑田变沧海，湖北几乎成了泽国，武汉市区大部分水深数尺至丈余，洪水浸泡3月之久。受灾人口达1亿人，死亡370万人，触目惊心。

　　另外两次和黄河有关。1933年黄河决口62处。当年8月，黄河中游干支流发生洪水，陕县站洪峰流量22000立方米每秒。洪水造成黄河下游南北两岸决口50余处，淹没河南、山东、河北和江苏四省30个县，死亡1.27万人。

　　而最令举世震惊的则是1938年的河南花园口洪灾——这是唯一一次人为的大规模黄河水患。

　　1938年6月，侵华日军占领徐州，直逼武汉。为阻挡日军，6月9日，国民政府下令在赵口和花园口扒开黄河大堤，以水代兵。致使黄河改道南流，一泻千里，历时9年之久。这场灾难波及豫、皖、苏3省44县(市)，共计29万平方公里，酿成1200万人受灾，390万人流离失所，89万人死亡，“黄泛区”震惊世界。

　　当时，中央社等媒体这样报道：水势所至，庐舍荡然，罹难民众，不知凡几。洪水所致，澎湃动地，呼号震天，其悲骇惨痛之状，实有未忍溯想。间多攀树登屋，浮木乘舟，以侥幸不死，因而仅保余生，大都缺衣乏食，魄荡魂惊。其辗转外徙者，又以饥馁煎迫，疾病侵寻，往往横尸道路，亦九死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