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游戏，谁的规则——大山们的中国式“厚黑学”

　　法国人大恩在《在华老外完全生存手册》中写道：“时刻准备着最深刻、最可怕的文化震荡，最后你会发现一切震荡都是可以忍受的、可以理解的、值得留念的，甚至是可爱的。”

　　从加藤嘉一到矢野浩二再到大山，他们都有或大或小的“中国梦”，他们的故事也展现了不同文化的普世价值，以及“适者生存”的中国式法则。

　　加藤嘉一：日本“农三代竞彩网 ”的政治投机

　　时至今日，加藤嘉一已经成为在中日两国都颇有影响力的“中国通”。

　　这个生于1984年的日本年轻人，像他的前辈村上春树一样热爱奔跑，只不过他用了另外的方式：从伊豆的农村跑到北京大学，然后用了7年时间继续奔跑，成为专栏作家、日语教师、同声传译、主持人……以《中国逻辑》登上中国图书势力榜的加藤嘉一，已经为不少中国读者所熟悉，解读中国是他的强项。

　　作为曾经无家可归的日本“农三代”，他的毅力可以用强悍来形容。

　　在北大时，他用三年时间掌握了中文的听说读写，甚至说话中会夹杂一些北京时下最流行的词汇，会正确使用儿化音。在同学眼中，他一直最特立独行：每天早上4 点多起床跑步10—15 公里，然后回宿舍冲澡，吃早饭;上午上课，回邮件，看新闻;下足球贴士午上课，写文章或参加活动;晚饭后7点看《新闻联播》，8 点开始看书，11点睡觉。学中文，他还有几样法宝，除了背字典，就是和小卖部阿姨聊天，练口语;向传达室大哥借《人民日报》，大段大段背上面的文章。

　　一个5岁开始就幻想从政的年轻人，注定了没有像其他人那样的童年和青春。从很小的时候开始，他学会了长跑，他精力旺盛，野心勃勃。他所做的一切，只为“成为我自己”。

　　加藤嘉一是在中国走红的，中国人一手打造了韩寒般的加藤嘉一。加藤在中国的影响，离不开他自身的努力和天赋在里面，当然如果不是因为日本人的身份，中国传媒等方面不会如此看重，也不会有他的成功。

　　尽管加藤嘉一用了9年时间，在中国苦心经营了一个“有独立见解、敢于直言、左右逢源的日本学者”形象。但是，9年之后，很多人开始批驳加藤嘉一投机取巧、善于钻营的不良品性。

　　在中国，加藤嘉一确确实实把中庸辩证之道运用得淋漓尽致。比如在回答某报记者“在钓鱼岛问题上你在中日两国的表达不一样”的质疑时，加藤嘉一更加露骨地回答，我不可能主张这个岛是中国的，但你面对这里的读者，就要表达得温和中庸辩证，至少在中国，你不这样表达人家是根本不接受的。

　　大山：跳出体制的加拿大“干部”

　　加拿大人来到中国后，通常都会听到 百家乐   中国人说：“啊，加拿大，大山就是那儿的。”大山，本名马克·罗斯韦尔，的确来自加拿大。如果去维基百科上查，他可能是在中国最有名气的西方人。

　　大山在中国十分活跃，涉足演艺、教学、商贸等领域，以及诸多的公益活动，他自我定位为一个从事自由职业的文化使者。

　　90年代初，国内有大批知识分子和国家干部纷纷跳出体制，出国发展或下海经商，大山也很“中国化”的加入了这个潮流。

　　毕业的最初几年，大山在加拿大领事馆工作，主管文化和学术交流项目，这个工作看似很符合大山的理想，干了三年多，大山却辞职了。“我不想成为专业的外交官，因为你总有一半的时间要呆在总部渥太华或者别的国家和地方。最根本的问题是，你做这个工作是代表政府，是这个庞大的机构中的一颗螺丝钉，而不是以个人的名义做点事情。”大山说。

　　一个政府的公仆，不符合他的性格，他更喜欢的，是民间交流。“自由”后的大山过上了自己喜欢的生活，却也发现自由需要代价：“当初选择了这条路其实还是有风险，尤其是成了家之后，要养家糊口，还有孩子，压力挺大的。”但是时间长了，大山开始摸索出了规律：一般自己的工作项目都是阶段性的，而且往往只有在两三个月前才能确定，所以，他也就由着新的机会挑战自己。

　　大山生性喜爱自由，并不愿意接受现在中国人给他设计的角色。如同踢足球，大山愿意是场上的“自由人”。没有单位，没有具体的头衔，谁也很难限制自己，对他来说是最大的幸福。

　　谈到不愿意碰上政治议题，他说：“一些外国人认为我太软弱，说大山毫无棱角。” 但是他补充说：“西方整体对中国的观感是如此严重的被政治化，我们总得有人指出政治不是一切。”

　　如此富外交手腕的腔调，也许正是为什么大山很可能在中国继续当红的原因。

　　矢野浩二：“鬼子专业户”的中国梦

　　在现在的中国演艺界，日本演员矢野浩二越来越活跃。11年前，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来自异国他乡的“北漂一族”，在以后的很多年里竟成了“鬼子专业户”。日本共同社在报道矢野浩二时这样说：“在日本默默无闻的演员，在中国却成了最有名的日本演员。”

　　2001年，在京城浩浩荡荡的“北漂一族”中，紧张兮兮地混着一个日本人，这人就是矢野浩二。

　　矢野浩二只身来到北京。因为工作不稳定，获得的工资也有限。他在北京朝阳公园附近的六里屯租了房子，每天早上坐一个小时的公共汽车，到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学习汉语，中午下课后回住处复习功课。他说，他那时的最大乐趣是看电视，想通过看电视学习汉语，熟悉中国的风土人情、待人接物方式，看电视剧的时候，还能揣摩剧中人物的特征、心理活动的表达方式等。

　　因为是日本人的缘故，矢野浩二的机会比“北漂一族”中的很多人多一些。“北漂”8个月后，电视剧《走向共和》的摄影师池小宁给矢野浩二打电话，说他们正在宣武区的大观园里拍一部戏，戏里需要几个日本人角色，想让他去试一试。这个消息让矢野浩二激动不已，他急忙赶到大观园。他没有想到，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当池小宁将他介绍给导演张黎时，张导立即双眼放光，大声调侃：“啊!天皇!”矢野浩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当翻译告诉他，导演让他扮演天皇时，他高兴得跳了起来。

　　■思想

　　所谓大国崛起，是不给老外超国民待遇

　　所谓善待来客，是要把老外当平常人看

　　□花蜜

　　“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睁开眼吧，小心看吧，哪个愿臣虏自认……”

　　没有人统计过，当那位在北京街头蹂足球比分 躏中国姑娘的老外在几个中国青年的拳头之下呻吟的时候，群情激愤的围观网民们有多少人会想起1981年香港版电视剧《霍元甲》的主题歌《万里长城永不倒》，但随后央视主持人杨锐的一条“清扫洋垃圾，斩首洋蛇头，识别洋间谍，赶走洋泼妇，让妖魔化中国的闭嘴滚蛋”的微博颇能代表民意——尽管《华尔街日报》等西方媒体随即做出反应要求央视开除杨锐。

　　这种来自民间的声音，其实也来源于一个民族的巨大伤痕。

　　自工业革命之后，西方世界日益强大，中国却成为停滞、专制的帝国，来自西方世界的商人、水手、外交官们一次次的被这个高傲、封闭的帝国拒之门外，但在英国的鸦片入侵以及中国相继在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中败北之后，中国陷入了巨大的疼痛之中，这种疼痛， 欧洲杯预测 一直到1937年日本侵华，达到了另一个高潮。

　　弱国弱民的悲凉、愤恨、自怜，让“东亚病夫”情结久久盘旋在国人心中。

　　不到百年的时间内，中国人从闭关锁国，转为信奉世界是平的。在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之间，我们找到了全球化、改革开放、WTO、奥运、世博会……作为超链接。经济大踏步前进的同时，“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好客到了北京奥运会时，已经是全国人民替北京在唱，北京欢迎你。

　　“超国民待遇”便是这样一个产物。它本意是指中国在同等条件下给予外商直接投资高于本国国民投资的待遇，但时至今日，当日本人河源启一郎丢失的那辆自行车在武汉引起全城大搜捕的同时，当大连火车破例临时停1分钟助另一批日本人赶飞机的时候，它被赋欧洲杯推荐予了更丰富的内涵。

　　“外交无小事”的历史传统，造成了目前“涉外案件无小事”的影响。

　　这些因素，都造成了目前外国人、中国人的某种潜意识：“外国人犯罪，和中国人不一样。”正如从沈阳开往北京的火车上，出言不逊的俄罗斯大提琴手没有得到制止，反而是乘警和中国乘客在劝大姐说：“你可算了吧，别和他生气，人家是艺术家。”

　　鲁迅说过：“中国人或把外国人当成鬼，或把外国人当成神，鲜有将其视为同类者”。

　　一味沉湎于历史的仇恨中不能自拔的民族不会有远大的前程，但半个世纪之后的中国社会，如若仍然继续以外交无小事为由来回应对民众利益保障乏力的政治现实，同样是悲哀的。

　　在东西 欧洲杯分析方的互相凝视中，老外被我们赋予了太多的社会功能：对日新月异的快中国来说，带来投资的他们是经济进行曲的听众，也是建设时代剧的演员;对世界目光聚焦的强盛中国来说，他们是巨大市场的淘金者，也是大国崛起的试金石——但是，所谓的大国崛起，不是盲目地给老外超国民待遇;所谓的善待来客，不是将老外功能化，而是把他当平常人看。

　　事实上，全球化的今天，中西方的互相凝视，输出的是文化的普世价值，也是对国际通行游戏规则的理性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