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读中国1000年——洋人“进鲁”记

　　1275年前后，马可·波罗沿运河到江南，途经临清，对临清码头描述道：“此域附近有一宽大之河，其运赴上下流之商货，有丝及香料不少，并有其它物品，贵重货品甚多。”马可·波罗史诗般的中国之旅导致了欧洲14世纪末和15世纪的航海探险和地理大发现。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访华之后，“温文尔雅、道德高尚”的中国形象在西方人眼中逐渐成为野蛮，愚昧、专制的形象。中西方之间对于中国自我形象的认知反差导致双方一次次的冲突。

　　从鸦片战争到庚子事变，从传教士的文化输入到外国纪录片大师们的政治输出，在一次次西人进入中国的历程中，都曾在山东留下深刻的烙印。

　　从马可·波罗的临清游记到美国总统胡佛的“第一桶金”

　　1275年前后，马可·波罗沿运河到江南，途经临清，对临清码头描述道：“此域附近有一宽大之河，其运赴上下流之商货，有丝及香料不少，并有其它物品，贵重货品甚多。”

　　马可·波罗史诗般的中国之旅在以后的数个世纪里，以143种手抄本以及各种印刷本流行欧洲，间接导致了14世纪末和 15世纪的航海探险和地理大发现。甚至20世纪初，在沙漠中旅行的斯坦因，仍然不得不把《马可·波罗游记》作为少数的参考书之一。

　　如果说《马可·波罗游记》把一个物产丰饶、犹如“天堂”的中国介绍给欧洲;300多年后的利玛窦和他的弟兄们，则将一个文化的中国展现在西方人面前。这个中国对了欧洲的胃口，“东西方初恋般美好的时代”逐渐展开。

　　耶稣会士们创造了一个文治昌盛、上下和谐的东方伊甸园，中国“明君”的形象影响了某些欧洲君主。1756年春天，在泛着泥土香的空气里，法王路易十五亲自在凡尔赛宫的花园里扶起了犁，学着中国皇帝进行耕田大典;1769年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也竞彩网 表演了这一犁地仪式。

　　在一片艳羡中，英国人马戛尔尼来到传说中“遍地黄金”的东方。一切梦碎。

　　1793年，英国使节马戛尔尼来到中国，谒见乾隆皇帝后，离开北京，顺运河南下。1793年10月18日，他的船到达山东省境内。无可否认，马戛尔尼访华时代的大运河，依然正在经历它的辉煌。而“繁盛”的运河就像此时“繁盛”的中国，正逐渐走向深渊。

　　船到东昌府，城墙前面约有三百名兵士列队欢迎使节船只。马戛尔尼准备上岸看看，排列的军队在军官口令之下一齐向特使下跪致敬。“对于一个欧洲人来说，这种情况好像是朝拜圣地的香客们在祈祷求福。”

　　在马戛尔尼眼中，中国仿佛一艘硕大的漂浮在深海的轮船，危险地四处游弋。18世纪末期，耶稣会士、马戛尔尼使团都撤离了这只“危险的大船”，儒家的中国如同大梦一场。虽然诸多欧洲商人仍接踵而来，但他们看重的不是孔子学问、儒家思想，而是丝绸、瓷器和亮闪闪的白银。从此“传奇的中国渐渐淡出，地理的中国越来越明确”。

　　传教士山东布道史：《时代》创始人“拯救”中国运动

　　19世纪末开始，传教士几乎改变了山东历史。他们对中国的认识，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

　　“基督教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改变着一切。”1887年-1938年在山东龙口一带生活了40多年的美国女传教士普鲁伊特在《往日琐事：一位美国女传教士的中国记忆》中写道，“(19世纪末)外国人在胶州湾建设港口的确是一个重大的事件，这对某些人意味着机遇。技术熟练的工匠因工作稳定和收入可观而纷纷聚向那里。青岛的德国街区因为市民清洁、设施讲究、政府高效以及建筑漂亮，很快变得受人关注。那里也成为追求高收入与稳定经营者们的“朝圣之足球贴士地”，而不必忍受中国独裁政府为所欲为的压力。”

　　传教士的孩子们，同样有着深刻的中国印象，其中不得不提到鼎鼎大名的《时代》创始人卢斯。

　　1897年，卢斯的父亲路思义与老一代传教士一样，胸怀着福音传遍全球和拯救亿兆东方人灵魂的雄伟目标，来到山东登州。次年春天，他的第一个儿子卢斯出生。卢斯五岁时，便向邻居的小伙伴即兴地发表自己的布道。

　　14 岁，卢斯返回美国。从此，中国成了卢斯一生难以忘怀的第二故乡。

　　《时代》记者约翰·赫西说：“ 百家乐   卢斯注定不会成为他父亲那样的灵魂拯救者，但他成为了他父亲那样的筹款能手，而且目标都是中国。”童年的中国经历对于卢斯的影响实在太大，与他相熟的一位朋友曾说：“只要跟卢斯长久相处，就无法不感到他对中国亲人一般的关心。”

　　20世纪初的二十几年里，对于绝大多数美国人而言，中国“还只是抽象的概念，只是一个地域广大，贫穷落后，无关紧要的陌生国度罢了”。有些广闻博识的美国人，掌握的中国信息，也多是漫画式的怪诞想象，如“男人留着辫子”，“马甲穿在衣服外面”，“局促不安时挠脚不挠头”等等;再者就是卑劣危险的形象，从之前流行的“黄祸”恐慌到尚在执行的《排华法案》，都说明了当时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是何等恶劣。

　　然而，在耶鲁大学的校园里，还是学生的卢斯便在一首诗中写道：“啊!给我一乘山东轩子，让我来尝试一下骡夫的生活。啊!给我一副担子，走向那绵延起伏的山路，去追寻当年的开拓者。告别了，上海江边停泊的轮船，还有那古老的篷帆……”诗足球比分 中竟有些乡愁的味道。

　　20 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此时，美国公众对于这场战争奉行“孤立主义”的态度。卢斯却大为不满，他不断公开批评美国政府，甚至在《时代》上撰写社论，认为美国应当在国际事务中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停止对日本的资金援助，转而将援助“赠送”给中国人。

　　他更是凭借着他的强大的出版帝国，把对中国的好感散播到了整个美国。蒋介石、吴佩孚、冯玉祥……一个又一个中国政治人物登上《时代》封面，成为卢斯“拯救”中国的一种方式。

　　台儿庄1938与1970年代：纪录片大师镜头下的中西方意识形态

　　1938年4月，荷兰人尤里斯·伊文思在山东台儿庄附近的一片小树林记录了中日两军的激烈交锋。这个离台儿庄战役最近的外国纪录片导演后来回忆说，“我拍了战争，拍了一个在战争中瓦解，又在战火中形成的国家……”

　　1938年的伊文思，对红色延安心向往之。那一年，他在台 欧洲杯预测 儿庄见到了李宗仁。在汉口采访了周恩来，并拍摄了八路军召开重要军事会议的镜头。

　　伊文思的那些真实镜头，被收入他的抗日纪录片《四万万人民》。随后在美国和法国上映，引起轰动，让西方世界看到了一个在“在战火中形成的中国”。

　　33年之后，1971年，伊文思第三次来到中国，此时他已经是闻名世界的纪录片之父。按照他的设想，或许这一次会成为独立视角认识中国的延续。然而，事实证明他幼稚了。

　　这一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中国不断发出邀请，希望国外的导演来这里看一看。这其中包括伊文思和意大利纪录片大师安东尼奥尼。

　　周恩来再次接见了伊文思，希望他拍一部介绍中国现状欧洲杯推荐的纪录片，名字叫《愚公移山》。

　　伊文思当时考虑要拍一部“中国人真实需要的自我诉说”，但他被首先带到大寨参观。“这里的一切太井然有序，太完美无缺，太呆板生硬，让人感到很不舒服。”后来他在新疆喀什，同样记述，“这里被安排得井井有条……”

　　安东尼奥尼面临同样的苦恼。在林县红旗渠、在上海的工厂、在南京长江大桥，中国人希望通过他的镜头向世界传达一个美好的中国。而安东尼奥尼却希望走入表象的背后，拍真实的中国人，他不放过任何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细节。

　　1973年，安东尼奥尼的《中国》率先在美国上映，被评为1973年在美上映的“十佳纪录片”之一。而伊文思的《愚公移山》却遭到了西方世界的抵制。有人怀疑这部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影片的真实性，甚至认为伊文思帮助中国人 欧洲杯分析欺骗了西方。

　　这种情况使伊文思处于尴尬境地，甚至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在欧洲找不到工作。

　　安东尼奥尼遭遇了更激烈的抨击。1974年1月30日的《人民日报》称影片导演“把中国人民描绘成愚昧无知，与世隔绝，愁眉苦脸，无精打采，不讲卫生，爱吃好喝，浑浑噩噩的人群”。当时甚至有这么一首儿歌，在结尾处唱到，“气死安东尼奥尼，五洲四海红旗飘。”这部纪录片被定性为“反华、反共、反革命的作品，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阴谋”。

　　事实上在1970年代，两部片子都真实地反映了那个年代的中国生态，但是它们却在不同的视角解构了中西方对立的官方意识形态。或许把他们的影片放在一起来看，我们就能得出一个当时中国的大致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