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政治的双重变奏

 从北京到广州的２０年里，许多东西在悄悄变化着，中国体育堪称过去２０年历程的奇异镜像，它给予观者无限遐思却不乏切肤之痛。创造世界体坛“中国奇迹”之后，如何改革举国体制、发展群众体育，已是中国体育面临的深层次课题。

大国体育病，谁在粉饰你的健康

　　同是功成名就的世界冠军，林丹说他很难像印尼老对手陶菲克那样“享受比赛”。

　　广州亚运会羽毛球男团半决赛，林丹２比０击败陶菲克，并最终获得决赛冠军。输球的陶菲克神态轻松，说现在的自己不再关注输赢，没有任何压力，纯粹在享受比赛。而林丹在喜悦之后说：“我也希望享受比赛，但回过头来看着身后的队伍，会有压力，会想做到更好。”

　　已经拿遍世界顶级大赛所有荣誉的林丹，为什么还不能像陶菲克那样开始“ｅｎｊｏｙ ｔｈｅ ｇａｍｅ（享受比赛）”？

　　陶菲克出身俱乐部，早早显露天赋被招入国家队；而林丹从小由体校、专业队、国家队一级级攀升，是中国三级训练制度的受益者。两者相较之下，后者由国家培养，为国家出力，胜负对于他早已远远超出个人荣耀的范畴，担负的压力则是前者无法相比的。正如女子６３公斤级柔道选手郝艳所说的那样：“国家和队里培养我们不是让我们吃白饭的，３０岁前还不出成绩就没啥希望了。”

　　让我们回到１９９０年的北京亚运会，年轻的乒乓球运动员邓亚萍一战成名。２０年间，邓亚萍从偶像级明星到剑桥博士，再到正局级干部，就像赛场上做到的那样，她的每一次转身都很华丽，从不闪腰。

　　在中国，运动员的归宿问题，在近几年一直成为热门话题。有转入演艺圈的田亮、桑雪，有搭线豪门的伏明霞、郭晶晶。更多的则在人们视线之外，比如干搓澡工谋生的邹春兰。如邓亚萍般顺利者，凤毛麟角。

　　北京奥运夺得金牌第一之后，官方对于体育举国体制的坚持似乎找到事实依据。而中国乒乓球队，又是举国体制大旗最忠实的护旗手。邓亚萍们是举国体制下的“极品”，是体制的骄傲，最后也应该有理由在体制内得到一个善终。

　　上世纪８０年代，作家赵瑜的报告文学《强国梦》引起轰动，赵瑜全方位地触及了体育界的问题与矛盾，咄咄逼人，毫不留情：体育的功能被颠倒了，还有什么积极意义？金牌的背后是什么？靠一支没有多少文化的队伍，怎么去实现体育强国之梦？高尚的体育竞赛何以变得如此庸俗低鄙？绝大多数人只有“看”的机会，却无“干”的场合，金牌的意义何在？当我们为金牌而欢呼的时候，可曾有人想过另一批“国宝”——中青年知识分子——的健康？

　　他发出了体育必须改革的呐喊：“让我们承认危机吧！大国的体育有危机。”

　　赵瑜的忧虑发出不久，中国兵团遭遇汉城奥运会滑铁卢，继而称雄北京亚运会。而对于举国体制弊病的反思则延续至今。

　　中国体育一直就留着国家意识形态的尾巴。君不见，周洋一句“感谢父母，改善生活”的心里话，还招致了“要先感谢国家”的体育官员的批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