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们的文化叙事

　　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女性意识觉醒让男女平权成为女作家们的文字中必不可少的筋骨。而时至严歌苓、王安忆与铁凝，她们各有各的女性叙事角度。

　　严歌苓：女性生存的历史书写

　　严歌苓形容自己像个“推土机”。

　　前不久，北京图书订货会，她从柏林飞回北京，带着她21万字的新书《妈阁是座城》，新的长篇小说《老师好美》也将交由路金波付印。她把家定在柏林，但先生却在另一个城市上班，她在家带孩子，送女儿上舞蹈课，“女性美”在她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

　　与她刚强的性格相似，严歌苓笔下的女性形象，虽常出身卑微、命运不济，但却都是外柔内刚，敢于和命运抗争。正如严歌苓所言，“我们民族的女性有个传统美德，即为了孩子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包括工作，也包括爱情。但很多孩子却很少能理解母亲内心的隐秘，尤其当她们为情所困时，便武断地认为她们已经没有资格谈情说爱了。”在严歌苓看来，快乐是女人的天性。

　　写作对于严歌苓来说，不是简单的叙事，更是一种体验。在《妈阁是座城》中，严歌苓将赌徒设为女人的对立面，她认为，从生物性来讲，我们女人是保护家园的，这跟赌性是完全对立的。《一个女人的史诗》中，你同样找不到可以俯瞰历史风云的“精神制高点”，所有的历史叙述书写似乎都无法用旧有的历史叙述法则来框定它。

　　田苏菲去革命的缘由，并非出于革命的原因或者宏大的革命理想，竟然是有着由于被同学“拍花子”般骗去毛衣、所以得躲避母亲条帚苗子的臭揍这样的不得已;“文革”当中丈夫欧阳萸挨批斗，小菲满脑子琢磨的是“挨斗也是体力活”，竟然练就了她在供应紧张的年代能够把肉丝切得最多最出数的非同寻常的刀功……

　　严歌苓将田苏菲据守一方与主流历史拉开一定距离的女性生存的空间。难怪评论家贺绍俊会这样评价它：“这是一部从新的视角开掘红色资源的小说”，“它以另外一种方式去回望历史”。

　　王安忆：

　　《长恨歌》中的命运与性别

　　在《长恨歌》中，王安忆注入了她对于女性生命存在、女性历史乃至男性世界的思考和看法。书中王琦瑶对自己的命运选择表现出了更多的自主性。

　　竞选上海小姐之前，导演负了历史使命来劝说王琦瑶退出复选，“他支吾了些男女平等，女性独立的老生常谈，听起来像是电影里的台词，文艺腔的;他还说了些青年的希望和理想，应当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当今的中国还是前途莫测，受美国人欺侮，内战又将起来，也是文艺腔的，是左派电影的台词”。

　　而在王琦瑶心里，竞选“上海小姐”恰巧是女性解放的标志，不止导演的话如风过耳，面对“代价是未明的代价，前途是未明的前途，王琦瑶的心却是平静的”，王琦瑶对自己的人生，始终是那么平平静静、坚定自主的。

　　这自主与坚定，同样贯彻到她对自己一生所遭际的几个男性的立场和态度当中。

　　有着风云生涯的李主任，只有在王琦瑶这里，方才“想起”自己也是皮肉做的人;康明逊使王琦瑶怀孕了，却不能担承任何的责任;萨沙也是孩子般的，在她这里得到欲望的满足后便寻求逃脱、永远地离开了。

　　作者在这部小说中否定了女性幻想靠男性、依赖爱情来改变命运的观念。她评价王琦瑶应下李主任的包养请求，“这带有饥不择食的慌乱劲，还有不顾一切的鲁莽劲，什么都不计较了，酿成大祸，衣物终身都不悔了，有点像飞蛾扑火。”由此可见一斑。

　　铁凝与《大浴女》：

　　肉体、精神、社会的三位一体

　　老作家汪曾祺曾这样评价铁凝，面容纯净高雅，像英格丽·褒曼，鬓发蓬松之际，酷似费雯丽，“两腿修长，双足秀美”。

　　但在写作上，铁凝似乎并没有表现出过度的美女的散漫和小资，她不仅在题材上深入到偏远乡村和特定民族地域，更在精神层面上表现出顽强的生命意识和独特的人类关怀。这在一个层面上说明了人性与环境纠结的关系。

　　铁凝做到了在男权环境下重建内心世界，然而，她小说中的主人公则没有这么幸运。

　　铁凝的代表作之一《大浴女》，描写了女主人公尹小跳备尝艰辛的成长过程与情感历程：因母亲的红杏出墙和小妹的失足丧命，她背负了学生的精神负累，并疏远了与母亲的关系;妹妹尹小帆事事与她较劲，与其说是亲人，不如说是对头;她一往情深地痴恋着的大明星方竞，走近了之后才发现是一个只图占有不愿付出的大俗人。

　　《大浴女》从人性入手，不管是母亲为了“养病”而主动勾引医生，还是苇河农场的那些“打个游击”，都是人性在环境桎梏下的扭曲地应激反应。

　　书的最后，“她拉着她自己的手走进了她的心中，从前她以为她的心只像一个拳头那么大，现在她才知道她错了，她的心房幽深宽广无边无际。她拉着她自己的手往心房深处走，一路上到处是花和花香，她终于走进了她内心深处的花园。”

　　在畸形的社会环境下，追寻灵魂的心灵花园，完成肉体、精神、社会环境三位一体的统一，这是铁凝带来的追问，同样也是每个现代女性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