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2013

 

　　2013年终于过去了。这一年，我们依旧在现实和梦想之间挣扎，以文字的名义，向一切世俗“开战”。我们的脚步依旧向外延伸，思考自由与价值的命运。我们依旧在苦苦寻找属于周刊的独特话语权，并自得其乐，自我陶醉。我们写下这些文字，是对2013的深切回望，也是对未来的美好期许。

　　纠结不死

　　□解永敏(齐鲁周刊副总编辑)

　　2013年最后一个晚上，做完最后一期周刊，三点睡下。

　　这一年最后一个季度，每期周刊进厂差不多都是半夜两三点，晚睡已成习惯。当时，耳边不断重复着两句不知歌名的歌词：世界不管如何荒凉，爱过就不孤单……或许，爱任何人或任何事都不需明确表达，因为有爱就温暖，爱了心中就明媚。

　　像挥手按动电门，“叭”地一下，时光闪了七闪。于是，对周刊的爱被七年的光刃刻下一道深深的壕沟。不能不说，七年间虽然纠结不断，心的壕沟里却一直阳光灿烂。

　　中秋放假回农村老家与九十岁老妈一起掰玉米棒子，老妈问：“干报纸这活累不?累了就回来，掰玉米棒子比动脑子轻快。”我回答当然是不累，老妈却说：“一本报纸那么多的字，一个字一个字排在纸上，能不累?”

　　其实，做一份工作累与不累好像不重要，重要的是喜欢，是热爱。虽然老妈牵挂着儿子的累，但老妈却不知道儿子不是在与累作斗争，而是想着如何杀死纠结。

　　2013年9月，与同事一起采访佛教高僧传喜法师，与他的对话至今在耳边回响：

　　问：“您为什么要到庙里去?”

　　答：“因为喜欢。”

　　问：“年轻人牵着女朋友的手花前月下时您在学佛，看人家那样您不眼热?或者说不向往?”

　　答：“因为一直研究佛，佛占据了内心，时间久了也就没位置放女朋友了。”

　　问：人世间的情欲真的就能全部放下?

　　答：生命是有层次的，而且需要取舍，领悟了大智慧再回去过俗世生活也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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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悟了大智慧再回去过世俗生活也受不了。”这话颇有冲撞性。但成稿之后，想的依然是读者买不买账?市场是否认同?那一刻，视周刊如生命的总编辑声嘶力竭的话不绝于耳：“面对市场，你做出来的这锅饭读者喜不喜欢吃?如果连你自己都不吃，干脆倒掉!”于是，政治问题，文化问题，市场问题……一股脑儿蹦了出来，自己纠结的好像已不是一个人。

　　这只是小纠结，大纠结更多。

　　济南在1928、吃的求解、毒品之殇、贪官情妇“集结号”、餐桌上的丑陋、大女人的创意革命、济南人为什么爱鼓掌、新围城时代……为了一期期封面专题，大家兔子一样在城市的角角落落里奔跑。采访，写稿，做版，发排，推倒，重来……“地沟油”来了(芙蓉街上的小吃多有地沟油)，顾不上吃;“塑料袋”来了(说是大米面皮含有塑化剂)，顾不上吃;“转基因”来了(芙蓉街玉米食品转基因甚多)，顾不上吃……那一刻，总编辑声嘶力竭的话依然不绝于耳：“角度!还是角度!新闻同质化，就看谁的角度最新鲜。”于是，不得不在心里诅咒自己做的“那锅饭”，诅咒没完没了的“角度”。“那锅饭”和“角度”，就像悬在头上的两把尖刀，说不定哪会儿掉下来，没杀死心中的纠结，却杀死了自己……

　　媒体从业七年，活着的似乎只有纠结。一个国家，一个地球，说不清一年发生了多少事。但却知道许多人和许多行业都在转型，都在“领悟大智慧”，甚至连芙蓉姐姐那样的网络红人，也继续发扬经典的S动作与许多人和许多事一起，通过转型耸立在共和国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中秋假期，面对老家黄灿灿的玉米棒子，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总编辑面对我发出的微信图片回复却像传喜法师的话，颇有冲撞性：“这么大的玉米棒子，会不会是转基因?”于是，又被“转基因”击中。回到单位立即安排采访，成稿，争议转基因的稿子发出后，自然又一番诚惶诚恐，等待着吃“那锅饭”的人说一声好，或者说一声孬……

　　这，就是我们2013年的状态。

　　记不得哪位哲人说过：“谁能杀死纠结，谁就是伟人。”我们当然杀不死纠结，也成不了伟人，但纠结是一种态度。作为媒体人，能做的只能是在纠结中努力告诉读者“我们是谁”。

　　2013，安排一场后事

　　□顾玉雪(齐鲁周刊编辑部主任)

　　2013已然打烊，深夜的街道还有轰隆隆的汽车声，办公室空调也发出呜呜声，像冷风在穿过隧道。这一天，同以往无数个加班的冬夜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时间似乎让一切有了某种仪式感。

　　进入30岁之后，时间便如丧家之犬飞奔而去。《非诚勿扰》里有句台词，苍孙已老，败犬更败。那是王朔与冯小刚献给自己也是一代人青春的告别书。

　　“我怕死，死就像是在走夜路，敲黑门，你不知道后面是五彩世界还是万丈深渊，怕一脚踩空，怕不是结束而是开始。”李香山的人生告别会像剥白菜一样，层层剥开你我他关于人生的问号：生与死究竟为何?

　　前些日子，父亲打电话过来交代后事。这几年，父亲心脏病越来越厉害，每年冬天对他都是一个考验期。夏天的时候，他情况已经很不好，他一直以为自己熬不过这个冬天。他说，想要埋在济南，在我和姐姐身边。

　　13年前安葬母亲的时候，父亲曾在祖坟前告诉我们姊妹，哪个是你爷爷的坟，哪个是你老奶奶的坟……最后指着母亲坟下的一片地说：“将来，我就埋在这儿。”

　　13年后，他告诉我，你们在济南给我找块墓地，再把你妈的衣服和照片一烧，不就是合葬了吗。做女儿的，终究是希望他能叶落归根，埋到老家和妈妈合葬。但用爸爸的话说，农村的事情我们不了解其中的复杂诡谲。他怕我们两个闺女将来回老家作难。为说服我们，他说，我把你们送到了济南，你们怎么忍心把我扔在河南呢?你们工作忙，将来也没有时间经常到坟前看我。

　　我不能成言，只是对父亲坚持：那我一定要让你和妈妈合葬。但按我们老家的规矩，祖坟没有进完一辈人是不能出人的，所以想把妈妈的坟迁过来，父亲说，你二婶子肯定第一个反对，在她心目中那是宝地，往外迁坟要影响她家的风水，你六叔也不会同意。

　　而就在这场谈话前，我的老家在那场轰轰烈烈的平坟运动中做了一次急先锋。千万人的亲情瞬间失去了安放之所。

　　多年前采访山东作家张继，他说：“我们家里有一块坟地，按照老家的习俗将来我可能也要葬在那个地方，我知道哪一块是我的，所以我非常踏实：来路和去路都非常清晰。”而当我在济南给父亲买了房子，他却迟迟不愿到我们身边来,“等到我走不动的时候，再听你们安排。”

　　这世上总有些东西，如同雪地下的玫瑰，永远无法彻底遮盖。

　　这场关于后事的谈话结束之前，为继续说服我，父亲问我一个问题，如果你只有三天的时间活着，你最想干什么?我说，肯定是希望一家人在一起，团团圆圆过完最后的日子。父亲说，那为什么非要等到只有三天了才去做这件事情?将来我埋在济南，你们就可以经常去看我了。工作忙，也别忘了自己的事情，要和你姐姐好好商量商量，给我个信。

　　父亲说：“人死如灯灭，什么都没有了，最重要的是让活着的人，怎么活的更好。”“你们奶奶就是这样，到死了，也没给子女找一点麻烦。”

 

　　我有一份写给世界的情书

　　□丁爱波(齐鲁周刊首席记者)

　　1992年，曼联主教练弗格森爵士买下坎通纳，想要试一试他的雄心，就问他：你自认是否配得上曼联这支伟大的球队?坎通纳傲然回答：你错了，问题在于这支伟大的球队是否配得上我。后来坎通纳的表现证明了自己虽飞扬跋扈但终归旷世人杰。此君每次踢球都将领子竖起来，进球之后傲立球场、顾盼自雄，牛逼之势，整个世界都盛不下。

　　在如今社会，像这样带着草莽气息的牛逼劲儿已经少见，更多时候我们的姿态都在流氓与道学之间逡巡。一种极其功利的实用精神弥漫在社会中，在这种群体性社会情绪之下，你会发现心怀理想与雄心，对一个三十而立的人来说是多么奢侈而又落拓的事情。

　　我们所从事的是一份身体丈量千山万水、灵魂对话三教九流的职业，但在众多丈量和对话中，除去少有的思想碰撞，你会发现大多时候所面对的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平庸。有时候，很想像坎通纳一样对这个世界冷笑：“你如此平庸，是否配得上我?”

　　世界洋溢着一股平庸无奇的恶，爱的对立面不是恨，而是平庸。这种平庸可以被包装成无数形式感十足的东西，它们流行开来，让你感觉到世界满满的恶意。你可以看到，一些脑满肠肥者在酒足饭饱后开始讨论国学，你同时也看到，一些带着狼性基因的励志书籍大行于世。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他们需要奶粉和獠牙才能捍卫那种恐慌而又贪婪的饥饿感。

　　从未像今天这样，新闻理想衰弱到如此不堪境地，新闻刊物不断倒闭，纸媒将死的论断不断传出，有想象力者转身成为最优秀的策划家，辞藻华丽者俯身案牍，成为地产广告人……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还没学会如何与世界对抗，就忙着与世界和解。

　　1908年的一个早晨，19岁的哈佛大学二年级学生沃尔特·李普曼听到有人敲门。他开门发现，一位银须白发的老者正微笑着站在门外。老人自我介绍：“我是哲学教授威廉·詹姆斯，我想还是顺路来看看你，告诉你我是多么欣赏你昨天写的那篇文章。”

　　在一个华盛顿之夜，《新共和》年仅26岁的年轻编辑李普曼被介绍到美国总统罗斯福的面前，总统微笑着对他说：“我早就知道你，听说你是30岁以下最著名的美国男士。”

　　我在10年前一座二流大学的图书馆读到这个故事，并将此作为自己的终极梦想。如今，我已韶华不再，但世界依旧如此平庸，它还配不上我的梦想：梦想这么私人的东西，何与庸人话短长?

　　未怕罡风吹散了热爱，我有一份写给世界的情书，它在等待着纯真年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