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空里的生意：卫星商战史

　　1965年4月6日，世界上第一颗实用型商用通信卫星 “晨鸟1号”发射成功。太空的商业大门旋即被打开。

　　目前，全球超过1000颗卫星贡献着超1773亿美元的市场规模。人们打开广播、电视、启动汽车GPS导航功能、在偏远地区打电话等，都能找到卫星应用的影子，享受到卫星运营服务。但它们似乎太过神秘，以至于我们几乎忘记了它们的存在。

　　今年5月，因为美军再次确认租用中国卫星“亚太7号”的消息，又一次把我们的注意力牵引到遥远的太空。一颗卫星是如何打造的?它经历怎样的跋涉来到发射地?发射升空后如何运转?

　　生意做到太空里，商战打到卫星上。这个与政治、军事密不可分的产业，已经占据全球航天产业的六成以上份额。在这个产业里，有公司与公司的对抗，更有国与国的较量。

　　亚太7号自述：一颗“高端定制”卫星的旅程

　　我的名字叫“亚太7号”，目前是香港亚太通信卫星有限公司(下称“亚太通信”)运营的一颗商业通信卫星，主要功能是为大家提供电视传输、卫星通信服务，以及电视直播和跨洲际通信广播服务，服务范围涵盖亚非欧及澳大利亚等地区。

　　我2012年3月31日在西昌被“长征三号乙”发射升空，在浩瀚的太空默默地服务了一年零两个月，如果不出意外，我将在当年被我顶替的亚太2R卫星所在的东经76.5°上空继续工作满剩下的十余年。然而，最近因为我被美军租用的消息，我被推上了前台。

　　我出生在法国，由法国泰雷兹阿莱尼亚宇航公司(Thales Alenia Space)制造。这家公司与我的“哥哥”亚太6号的制造商法国阿尔卡特宇航公司有血缘关系。2005年6月，亚太6号升空两个月后，阿尔卡特宇航公司与阿莱尼亚宇航公司合并组成阿尔卡特阿莱尼亚宇航公司，公司后来被卖给泰雷兹集团。我们亚太系列卫星，有好几颗都与法国的这家公司有缘。

　　不过，亚太5号不一样，它由美国劳拉空间系统公司制造，平台不同。

　　因为公司没有生产卫星的能力，亚太通信旗下的卫星都是向卫星制造商采购而来。据研究国外航天发展的蒋宇平介绍：“卫星制造商、卫星发射商和卫星运营商，大多是分离的，曾经的美国休斯网络系统公司，既制造卫星又运营卫星，后来干脆把卫星制造部门卖给了波音公司，毕竟这是不同的业务，专业分工比较细。当然，也有一些情况是母公司下边有好几个子公司，有的负责制造，有的负责运营。”

　　而且，和衣服、包不同，一般而言，卫星的身形、结构都是“定制”的，卫星制造商根据客户的设计，安排生产和建造，因此价位也不统一。

　　亚太控股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卢建恒介绍，亚太控股的设计主要考虑“卫星的覆盖区、转发器数量，天线、联络备份软件，以及地面控制系统”。

　　我们被制造完成后，一般以“在轨交付”的商业模式完成所有权交接，而不是制造商生产完事、拿钱走人。一位不愿具名的航天专家介绍，在轨交付是制造商完成卫星生产订单后，联合卫星运营商，选择发射服务商，将卫星发射到轨道上，然后再将卫星正式交付给运营商。

　　然而，上了火箭不代表就进了保险箱，发射工程中或是在入轨后，出现天线、太阳帆板展开故障也是有可能的。为了预防这种情况的发生，可能就要用上备份星。据上述航天专家介绍，有时候，制造卫星的同时，还会研制备份星。几颗卫星形成卫星星座，这其中有几颗工作星，几颗备份星，如果某颗卫星出现故障，备份星便可以填补空缺。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故障后再发射备份星。

　　此外，我们运行过程中如果出现问题，当年制造我们的厂商也不能撒手不管。我们如果要调整姿态和轨道，这些都需要制造商的技术支持，相当于售后服务。

　　运输费、发射费、保费，每项都不低

　　虽然亚太系列卫星基本上都在法国生产，但卫星的发射却往往不在法国。我和亚太6号就都是在中国大陆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的。

　　从生产地到发射地，我们必须经过长途跋涉。而作为高端装备，我们的运输要求也很高。在我之前(2007年)发射升空的绕月人造卫星“嫦娥一号”，首先乘坐大型运输机从北京起飞，然后降落在西昌机场，而从西昌机场到基地的60公里旅途中，按照要求，在运输过程中，卫星的垂直颠簸和横向颠簸都不能超过0.4g，换言之，在承载卫星的大板车上放置一个空的易拉罐，前行、刹车、转弯都不能移动或者倾倒，否则就是失败。

　　当年我从法国被运送到中国，长途跋涉，选择的是比较保险的水路。

　　为我们亚太系列卫星提供发射服务的，基本上都是中国航天旗下的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选用的也是我们熟悉的搭档——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负责申请发射许可牌照，经过许可就可以发射。”卢建恒表示，算上这笔运费，我在中国发射的成本，还是比在欧洲发射低。我当年的发射费用就在7000万美元左右。

　　不过，发射费用远比不上保险费用。我们身价不菲，而且费时费工，万一出点什么事，可不是什么小数目。所以，投保是肯定的。卫星运营商给卫星发射买保险，叫保险采购，采购过程中，运营商一般会聘请保险经纪人，为其安排卫星保险业务。2005年，我的“哥哥”亚太6号发射时，卫星发射及在轨保险采取的是国内外保险商共保的形式，国内由人保财险、中国再保险、平安产险等11家公司参加，总保额达1.75亿美元，而亚太控股当时也同时聘用了国内的江泰和美国达信共同担任保险经纪人。

　　到了2012年，我发射的时候，中国人保财险成为首席承保人，承保了卫星发射以及一年在轨保险，保额达2.55亿美元，承保比例达88.24%。

　　使用率越高，运营商赚得越多

　　发射成功之后，我们就归卫星运营商控制了。

　　我所在的亚太通信是1992年在香港成立运营的。据卢建恒介绍，在香港，商业卫星公司的成立需要一定的条件。它需要向香港电讯管理局申请卫星的运营牌照和外太空牌照。

　　是否能够拿到这些牌照，需要看其背景，看其有没有相关经验，还有就是要看其有没有足够的财力。

　　卫星运营商主要靠提供服务收取租金或使用费。在商业化运作的过程中，亚太控股会主动跟市场广播商、电信运营商等客户联系，与他们签订服务合同。亚太控股每年按照客户租用频道，收取相应的费用。

　　我们亚太系列卫星的控制中心在香港，亚太控股通过位于香港大埔的卫星测控中心，对我们的系统进行操作，并提供各种转发器、广播及电讯服务。

　　卫星转发器，安装在卫星上面，我的身上就有56个。作为无人管理中继站，以实现远距离通信的装置。主要作用是接收来自地球站的微弱信号，变换频率和放大后再发回地面。简而言之，“相当于我在中国，你在美国，我要发一个信号给你，我这边需要有一个上行天线，把信号发到卫星上，卫星用转发器接收我的信号，然后再转到你那儿去，然后你用一个下行的接收机接收这个信号。转发器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先接收，再发送。”上述航天专家介绍道。

　　卫星的使用率越高，合约越多，运营商也赚得越多。截至2012年年底，我和亚太6号卫星、亚太5号卫星都有着较高的使用率(70%以上)，我的使用率为74.6%。我在保持亚太2R卫星原有市场份额和主要客户的同时，还在亚太、中东和非洲等国家和地区增加了新的客户及销售量，并且同一些国际著名的电视广播媒体达成了转发器长期服务合约的续签。

　　这些客户里就有美国国防部。2012年5月，美国国防部与亚太控股签署合约，租用了我，为美军非洲司令部提供通信服务。对此，美众议院共和党议员迈克·罗杰斯在听证会结束后，立即发表声明说，租用中国卫星会严重威胁美国军事情报安全。但美国国防部仍打算续约，把租期延长3年。

　　■延伸阅读

　　卫星产业不再是欧美独占的地盘

　　卫星产业是电信产业和航天产业的交集，2001—2011年，全球卫星产业收入增长175%。

　　2011年，全球电信产业规模总值达到42300亿美元，航天产业达2898亿美元。卫星产业以1773亿美元的市场规模占全球航天产业的61%，占全球电信产业的4%。

　　我们常说的卫星产业，主要以商业卫星为主，但随着卫星制造公司日渐承担军事、政府、科研等类卫星的制造，军队国防更多地租用商业卫星服务，卫星产业的界定也越来越模糊。

　　在卫星制造领域，从1965年美国休斯飞机公司研制的全球第一颗通信卫星晨鸟1号发射升空算起，几十年间，全球的商业卫星制造产业一直处于欧美寡头垄断的局面。

　　不过，其他国家的卫星制造商正在进入国际市场，2011年，亚洲的份额已经占到15%。日本三菱电机公司、俄罗斯信息卫星系统—列舍特涅夫公司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也在商业卫星市场占据了一定的份额。

　　在发射服务方面，中国发射开始抗衡美国。

　　1990年4月7日，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把“亚洲一号”卫星准确地送入预定轨道，从此拉开了中国国际商业卫星发射序幕。2007年，中国为尼日利亚发射了一颗完全由中国制造的通信卫星。截至2012年，我国已实施国际商业发射35次，发射了41颗卫星。

　　SIA报告显示，2011年，美国发射服务收入为19亿美元，占全球份额的39%，欧洲、俄罗斯和亚洲的发射收入占全球份额分别为25%、19%和17%。

　　随着日本、印度等国的崛起，以及美欧等私营航天企业的介入，如SpaceX公司研制的法尔肯系列运载火箭，“中国运载火箭原本在国际发射市场的高性价比优势已不突出。”

　　军事专家宋晓军指出，2012年中国发射卫星的次数首次超过美国。虽然美国总体的卫星资源还是世界第一，但最起码在发射服务产业，中国航天已后来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