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次采访莫言 与消遣莫言的文革式狂欢

　　莫言是一块香饽饽，谁都想尝一口。

　　数次采访莫言。第一次电话采访;第二次，莫言来济南参加《齐鲁周刊》主办的“齐鲁精英人物风云榜”活动。期间，本刊副总编辑解永敏陪他一起爬千佛山;第三次在高密，谈“高密四宝”;第四次是去年高密举办第二届红高粱文化节期间的简短闲聊。

　　几次采访，分别在莫言获奖前后一年左右，其间聊文学，聊高密，记得最深的却是在济南的一次闲聊。望着路上拥挤的车流，莫言说还是骑自行车好。他有一辆破“永久”，是在部队时部队放映员骑着传送片子用的，放映员退伍时送给了他，他就一直骑着。早年女儿在北大附中读书，开家长会他骑自行车跑二十几里路赶着去，如今在家周围五公里内无论什么活动他说都是骑自行车。两年前，他参加一个挺隆重的活动，人家都开着宝马、奔驰，他却骑着那辆破“永久”。于是，就有朋友调侃他说：“京城里还有两个人在骑自行车，一个是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一个是作家莫言。”

　　而今，美国驻华大使早已换了旁人，莫言再骑车上街怕是也会引发交通拥堵了。京城骑自行车的“大人物”如今安在?

　　莫言获奖成了一场媒体狂欢。去年10月，我也专程赶往高密。不过，一种距离感油然而起，参与狂欢本身就非周刊历来所倡导，狂欢的危险自然让人侧目。于是，我们继续抓起曾与莫言畅聊的“高密四宝”，做了一期封面故事《莫言的高密和高密的莫言》，试图通过对地域文化、经济形态的挖掘，剖析莫言之所以成为莫言的文化依托。

　　莫言旧居是要去的，就在我面前，有人拔掉了院子里种的胡萝卜，并引以为豪。后来胡萝卜被拔光了，并成为媒体焦点，最近又听说人们开始转向挖墙壁上的泥坯，誓把莫言旧居拆干净。

　　其实，山东的很多地方都有着丰富的民间文化，不独高密一处。高密也不独有莫言一人，但却成就了一位世界级作家。诺贝尔奖只是莫言一个人的事，就像奥运金牌只和运动员有关，与我等屁民没有分毫关系一样。当后来我再去高密参加红高粱文化节时，此时的采访已无意义。只是远远看着被人群簇拥的莫言像玩偶一样走来走去，时不时对家乡的民俗文化表达一下生硬的热爱。

　　民间的集市上，隐藏在人群深处的老农民，看着茂腔，吃着炉包，买一幅剪纸、一幅年画回家，还捎带一个哄孙子的泥塑。或许，莫言更喜欢这样的情景，蒲松龄式的说书人才是莫言最终的归宿?

　　在娱乐至死的年代，泛文革思潮引领之下，打倒权威的思想让人不寒而栗。毁灭一切的网络暴力面前莫言成为了一块靶子。媒体的轰炸和网民的闲言碎语遮蔽了文学本身的意义;文学脱离了政治的束缚，却又陷到了文革式的绑架中。攻击莫言或者追捧莫言成为并行不悖的时尚。难道，莫言的功能仅仅是满足人们的自我消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