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上的反对票

　　长期以来，在公众的印象中，人大代表在赞成、反对和弃权问题上的选择，几乎从没有悬念。连任55年的人大代表申纪兰从未投过一次反对票，政协委员倪萍也曾说出过这样的话：“我爱国，我不添乱，从没投过反对票或弃权票。”

　　不过，近年来的情况似乎有一些变化，人大代表的反对票和弃权票有所增加，尽管份额上还未达到主流，但当人大代表们逐渐学会用现代政治规则行使职权，一府两院也习惯于用平常心看待反对票时，没人会怀疑这种变化之弥足珍贵。

　　台湾人黄顺兴的第一张反对票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一张反对票似乎真的算不了什么。但当我们梳理反对票在共和国的历史，你会震惊于做一个“反对票代表”的艰难。

　　1988年3月28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进入最后一项选举议程，表决通过7个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大代表黄顺兴对“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的人选周谷城明确提出反对意见，反对理由是“周谷城先生已89岁，不应再辛劳他了”。这被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历史上“第一张反对票”。

　　黄顺兴，他是一位来自台湾的全国人大代表。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黄顺兴成为全国人大反对票吃螃蟹第一人之前，是有当“反对者”经历的。

　　出生于1923年的黄顺兴是台湾彰化县人，留学日本成为农业学者，早在1950年代便投入台湾民主运动，台湾第一个环保刊物的创办者。因为敢言，黄顺兴获得了“黄大炮”的头衔，并通过竞选，三任台东县议会议员，两任台湾“立法委员”。不仅如此，1964年他还以无党派身份成功当选台东县县长。

　　在第三次竞选“立法委员”失败后，黄顺兴离开了台湾到了日本。后来黄顺兴来到大陆，统战部提议让黄顺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但黄顺兴居然拒绝了，他不愿意仅仅只做一名“食客”。最终，黄顺兴当选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并在七届人大会议上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后来有了“我反对”那一幕。

　　宋心仿：“有一年教育支出说要达到一个比例，但预算报告里没有达到，我就投了反对票”

　　尽管黄顺兴被誉为公开反对第一人，但事实上，回溯全国人大会议历史，不同意见一直是存在的。

　　在本届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山东东营市蜜蜂研究所所长宋心仿就说自己曾投过反对票。人大预算报告很专业很复杂，宋心仿并不是全都能懂。但他会挑自己关注的农业和教育等方面内容仔细看，努力弄明白。“有一年教育支出说要达到一个比例，但预算报告里没有达到，我就投了反对票。”

　　被称为全国人大“最好历史时期”之一的1954年-1957年，代表们的发言多有批评。1956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有163位代表发言，其中大多数是提批评意见的。为此，周恩来总理还决定在人大会上“作一个郑重的答复”。

　　1957年，广西遭受水灾和旱灾，未引起重视，导致数千人非正常死人，省委第一书记等人被撤职。随后，周恩来向人大常委会三次发言说明情况，并表示此类事情都应向人大常委会报告。

　　宽松的环境似乎到此戛然而止，1958年之后，鼓掌多了起来，并成为一种表决方式。后来甚至出现，热烈的鼓掌代替了举手和无记名投票。直到1979年，相关法律才再次对票决进行明确……不过此后的10年，反对声音鲜有出现，直到1988年黄顺兴慷慨陈词“我反对”。黄顺兴在过道上对着麦克风的发言不到两分钟，但话语刚落掌声雷动。选举结果没有因此改变，最终的表决结果是，11人反对，另有61人投了弃权票。从此以后，反对票成为一种常态，在第二年，全国人大表决国务院提出授予深圳特区立法权时，反对票加弃权票甚至高达1079票。

　　值得一说的是，这一年电子表决器尚未开始使用，但这次全国人大会议第一次在过道上为代表准备了发言的麦克风。

　　又过了一年，1990年，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首次使用的电子表决器，将中国民主进程再往前推进了一步。当时不少代表担心，通过这个电子表决器投反对票，是否永远记录在案?为此，电子表决器总设计师林达亮当时郑重表态：“我可以负责地向全国11亿人民保证，谁也不能从这套系统里查出谁投的是什么票。”

　　逐渐，地方人大系统也推广开来。“哪里有电子表决器，哪里的反对票就多。举手表决，几乎都是全票通过。”2002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在某校新年论坛发言时说。不过，中新社2010年的报道称，在省一级，全国除台湾省外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中，仍有7个尚未使用电子表决器。有的地方说，一次性投入资金数额较大，同时表决器要求准确度高，技术支撑难度大。另外，观念的进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些官员还是习惯于鼓掌通过。

　　迟夙生：“谁都不想回到文革，看到得之不易的法治进步毁于一旦”

　　近年来，反对票已经司空见惯，但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地反对。

　　赞成2639票、反对160票、弃权57票。这是2012年刑诉法修正案通过时的情景，反对票里，有没有迟夙生的一票?

　　许多人这么猜，是因为否决权极少被行使，坦承投过反对票的全国人大代表更少，迟夙生是这少数中的一个。

　　在齐齐哈尔，迟夙生是当地的明星。1979年，她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律师，时年23岁。按照齐齐哈尔电台主持人肖航的说法，十多年以来迟夙生在当地的电台电视台报纸上均有固定的节目，她的律所十余年来为无数人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粉之者众，都是“铁粉儿”。

　　创办于1994年的律所全系迟夙生一人打拼出来的。1998年，因为一位律师帮助上访者揭露当地企业的改制丑闻，律所所有案子被查。她坚决不写检查。一切无恙。

　　这一年，迟夙生当选全国人大代表，领导说：你算民企，而且是民主党派;二次连任，她困惑了，领导答复是：你名望太高了。

　　一些曾经与之共事过的年轻律师发现，“她活在当下，总是做事情，做事情”。2011年，她替辽宁大鹿岛的渔民保住了渔业合作社，一位渔民从被指控重罪可能获刑20年，给扭到了6年，她还以人大代表身份，帮助促成该村账务公开。黑龙江一位当了十年刑庭庭长的人士承认，庭上的公诉人“干不过”迟夙生，也因此而尊敬这位只按法律出牌的律师，“她是真正能把案子做成的那一类律师”。

　　谈及自己的愿望，迟夙生说最想做的是在家乡做一个普法者。1980年代她被邀请到学校、工厂讲授法律。周一到周六晚上讲6个课时，周日一天8个课时。她坚信阳光灿烂的日子就在不远处。1979年，她成为律师那年，刑法和刑诉法颁布。国家法制在废墟中重新奠基。在15年全国人大代表生涯里，她几次投出反对票。递交北海调查报告时，她对立法机构官员说，“不想看见制度崩溃”。

　　“谁都不想回到文革，看到得之不易的法治进步毁于一旦。”迟夙生反问，“难道这不是人大代表应该做的吗?”

　　迟夙生一共连任了3届人大代表，这一届，她没有当选。

　　反对票仍有现实效果

　　回顾全国人大历次会议可以发现，反对票的份额还远称不上主流，但这并不意味着反对票就完全没有效果。

　　譬如对较高的反对率，“两高”是有所作为的。连续几年的两会前夕，律师代表迟夙生还没到北京，都能接到最高院的电话;“两高”领导到某省出差，总要跟当地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这几年渐成惯例;积极清理代表们关注的案件，把办理进度制成表格，一方面便于比较，另一方面意在催促承办法官加紧办理。也正是因为“两高”的这些“努力”，今年的报告赞成率达到5年来最高。当然，正如已逝法律学者蔡定剑曾说，“两高”报告交付表决有其必要性。“两高不应该去迎合代表的某些要求，而是要从正面去树立司法的权威。”

　　于此，可以显见反对的力量和价值。其实，面对反对以及否决，当政者如何应对是个严肃而意义深远的问题。

　　黄顺兴代表的“我反对”事件还有一个小故事——除了那张广泛转载的照片，《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贺延光还把镜头对准了主席台。镜头里的邓小平身体微微前倾，正认真地听这位代表的发言。此前，一位女代表给在主席台上吸烟的邓小平递条子，提醒他不要当众吸烟。邓小平看后，就把烟灭了。有一种说法是，从此以后，在类似的公共场合，再没有看到过邓小平抽烟。

　　对于人大制度及细节的完善，代表们有很多可以作为，但最终需要积极回应。黄顺兴当选人大代表后，提议设立代表秘密投票处，被采纳。他关于大会发言的意见，也被写进了人大议事规则，而在此之前全国人大没有大会发言这一项。黄顺兴认为，大会是全体代表沟通的最后一个机会，这个权利不可剥夺。

　　黄顺兴还提议，允许记者进入大会会场采访。他说：“人大号称最高权力机关，怎么可以不许记者进会采访国会讨论的情况怎么可以不马上传播出去与大众见面?外面的意见怎么可以不迅速返回来?如果这些都没有，怎么能具代表性?要建立这样一个循环，媒体记者是少不了的。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为什么人民民主的共和国反而没有。”当时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是万里，接受了他的意见，开放了记者室。

　　当然，不是每一名人大代表都具备极高的现代政治素养，一府两院对代表异议、反对票的认识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反对票及其实际功效的增长，必然深刻影响人大制度，也将在中国政治文明进程中留下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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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反对票最多的人大议案

　　1989年3月，第七届人大会议上深圳在会上提出了要特区立法权遭到了多个省代表团的反对。反对票，弃权票多达1079票，占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人数的36%。

　　提交全国人大代表进行审议的基本法律中唯一没有反对票的是《反分裂国家法》，而得到反对票最多的是《物权法》，2799票赞成、52票反对、37票弃权。

　　1992年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人未按表决器通过《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成为历史上争议最大的重大工程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