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股市内幕交易为何难除？

　　自2010年11月A股遭受重挫以来，指数一路下行萎靡不振，全年表现与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背道而驰。在过去的二十年里，IPO破发屡见不鲜，机构行踪诡异难觅，内幕交易也层出不穷。

　　“内幕交易”总在不经意间带给我们阵痛，严打多年却不能根除。原因何在?问题又出在哪里?对此，本刊记者专访了经济学家郎咸平。

　　严打有多“严”?

　　《齐鲁周刊》：多年来“内幕交易”一直被严打追踪却屡见不鲜。您怎么看?

　　郎咸平：什么是严打?我想举个例子。

　　美国调查内幕交易非常具体，比如今天下午三点公布利好消息，在此之前所有能够带动股价上涨的交易全部都叫内幕交易。当然这可能有几百起这样的交易，但只抓一起，然后用国家的力量将其打得“家破人亡”，这才叫有震撼力的严打。

　　相比来讲，我们《证券法》也是不准内幕交易的，在我们调查的227起内幕交易中立案的有61起，移送公安机关的有16起，其他的有166起都是非正式调查。而《证券法》对于内幕交易最高处罚是300万元人民币，处罚的力度明显不足。

　　《齐鲁周刊》：美国对于内幕交易的打击最大的可借鉴之处是什么?

　　郎咸平：对内幕交易，美国有一个很好的机制叫辩方举证。如果股民提出控诉，怀疑某产品有问题，那么产品提供方就要给监管机构说清楚，举证证明你这个产品没有控诉中提到的问题。说清楚了自然好，若说不清楚那你就是犯罪。从1934年至今，美国授予这种监管法令无上权力，就是要造成一个可怕的、强大的震撼力，一旦抓到一次内幕交易，几乎整个国家的力量和你打官司，这是非常可怕的。

　　清除内幕交易首先要清除“铁三角”

　　《齐鲁周刊》：证监会主席郭树清上任之后推出几项重要改革，其中就包括强调分红机制、创业板的退市机制、严惩欺诈上市和打击内幕交易。您如何看?

　　郎咸平：我觉得现在的中国股市不是一个有效的市场，我们的投资者投机的成分更大，机构投资者与主承销商之间基本都有着很强的利益联盟。在中国，真正操纵着中国股市的是一个“铁三角”，券商、机构投资人是一个，保荐人是第二个，上市公司大股东是第三个，这个“铁三角”才是我们要密切监管的。

　　《齐鲁周刊》：能否具体解释一下“铁三角”?

　　郎咸平：先看券商、证券公司，它们过去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大投资人而已，但是今天已由从犯变成主谋。

　　第二个保荐人制度，则在中国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制度。保荐人在公司上市时可以拿到酬金，少则几十万、几百万元，多则就是上千万元。所以当他们想推动公司上市的时候，那种狠劲是不遗余力的。因此，这些人这种疯狂的掠夺性就构成了“铁三角”的第二环。

　　第三环节是上市公司的大股东。《证券法》对于内幕交易的处罚金额对于在资本市场上兴风作浪的金融大鳄们根本起不到作用。再说，在中国，受到惩罚的基本都是小股民，大股东早就透过内幕交易之类的方式退出了。

　　监管应以中小股民利益为唯一考虑因素

　　《齐鲁周刊》：之前您曾说证监会应该“放权”，现在还坚持?

　　郎咸平：重组、分红、增发等等过去由证监会来审核，这是不符合国际规范的，其实可以由基金和股民来审核。以增发为例，比如2009年汇丰银行进行增发，当时的股价是46港元，增发的结果是28港元一股。因为要获得基金跟股民的支持，汇丰一定给一个大的折扣才能通过。现在的股价是60多港元，基金和股民赚到了丰厚的利润。因此，有的时候证监会把这个事情扛在自己身上的结果，使得我们的基金失去了它应有的功能，我们的股民丧失了他应该有的权利。很多时候证监会不是说应该多做多少工作，而是应该下放很多权力。

　　《齐鲁周刊》：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提高监管水平?

　　郎咸平：我们整个股市走到现在，是一个偏差越来越大的股市，根本没有把监管的本质搞清楚。监管的本质目的是什么?就是让每一个老百姓在股市里面能够赚钱。所以说，好的股票市场一定根基于以保护社会大众、中小股民利益为最高目标的严格监管。因此，在我们股市里面，中小股民的权利什么时候可以得到伸张，股市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好的股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