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趣经济20年

　　自从1993年北京出现了中国大陆第一家情趣用品店“亚当夏娃”以来，这一神秘莫测的行业已经悄无声息发展了近20年，但大多数行外人对这一生意的印象都几乎不约而同——“很黄很暴利”。

　　时至而今，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全世界大部分的成人用品的“出生地”都在中国，但我国的成人用品产业却长期扮演着一个中继加工站的角色。据相关人士介绍，80%的来料生产成成品后出口国外，再被商家进口到国内销售，而只占百分比很少的国外成人用品却因为舒适性、高人性化设计而一直占据着成人用品产业的高端位置。

　　在激烈的竞争压力下，创投也出现在这个颇为神秘的行业中。国内最大的性用品制造商之一温州爱侣保健品公司，有可能得到深创投3亿元投资。这个消息将使人们长期以来的印象发生变化——此前遍布大街小巷的“成人保健”狭窄的店面和廉价的红色串灯让这一行业看上去鬼鬼祟祟。

　　20年来，性用品市场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个人们“羞于启齿”的行业有着怎样的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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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传播淫秽物品”到制造端“四大家族”

　　任校国算是中国情趣用品的一个先驱，他毕业于浙江医科大学，曾经担任过当地医院的泌尿科医生。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辞职下海，卖过复印机，管过纱布厂，还创办了一家名为“精益”的医疗器械公司，专门生产治疗男性前列腺疾病的仪器。

　　1991年，中国还完全没有性保健品的概念，药店里只有避孕药和安全套。这时候，任校国抓住了一个机遇。他花了8600元人民币，托人从香港带回男用、女用各两只性器具，然后在自己的医疗器械工厂开模仿制。一开始，这些产品只能托关系在医院的泌尿科售卖，男用女用各两款，共600只，150块一个，不到一个月就卖光了。中国人好面子，因为怕人说闲话，他在工厂里做好样品，都是锯成一段一段地带出来，见客户的时候再拼起来给人看。

　　这种提心吊胆的行业主旋律一直延续多年。1986年，公安部曾经发过一个文件，宣布生产和销售跟性有关的物品(“淫具”)是犯罪行为。1994年，任校国在自己的工厂里“传播淫秽物品”被捕。4个月后，有人托关系找到中国泌尿科权威吴阶平，以“医疗辅助健康用品”的名义，把任校国保了出来。吴阶平建议任校国：为了安全，你既然大部分产品卖给医院，可以去弄一个批准文号。任校国下了一番工夫，终于在1995年拿到了中国第一个性用品的医疗器械批准文号。此后，性器具有了婆家。它被正式列入医疗辅助健康用品，生产和销售都要接受国家药监局审批和管理。

　　2003年8月28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发布《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仿真式性辅助器具不作为医疗器具管理的通知》。从此，国家对中国的性用品放松管理，不再是特殊商品，无需前置审批。

　　政策改变业态，此前，中国性器具的制造端基本上被“四大家族”包圆儿：辽阳的百乐、温州的爱侣、深圳的积美和深圳的夏奇。但是这项通知一出，性器具工厂如雨后春笋一般，在江浙和珠三角地区诞生。据任校国统计，截至目前，全国约有500个生产性用品的工厂，其中专门生产性器具的厂家就有50家，年收入能够到500万元的则不到10家。

　　北京春水堂商业连锁有限公司总经理蔺德刚告诉记者，根据他在线上线下的销售经验，目前，中国性用品市场中，性玩具占了6成，性感服饰占2成，两性护理产品占2成，另外，情趣家居占很少份额。但就性器具这个品类而言，全国年销售额也就50亿元，线下门店销售占60%，线上销售占40%(淘宝占85%，春水堂、桔色这样的独立电商占10%左右，京东、当当等占5%)。

　　一位咨询公司的创始人，他的下属们做过中国性用品行业的调研报告。他掌握的数据是：2011年，国内性用品行业的内销零售额有1200亿元，其中性器具占15%;全国有总共20万家零售店，其中30%是线下实体店;从2009年到2011年，全国各地各种性文化节和展会，有39个;从2006年到2011年，行业复合增长率是20%，到2016年，将达到30%。

　　一位曾经在2007年想要入行的创业者，在经历一番调研之后，最终放弃了这个打算。在他看来，性用品实在不是个大品目，不值得做。他的理由是：首先，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就是不鼓励性的，这导致政策和舆论都不明朗。至少，中国的广告法明确规定，性用品不能在大众媒体上做广告。但是，性用品本身又是一个购买决策很长的品类，它需要在销售前端做很多解释劝导的拉动。其次，这个品类的重复购买率很低。一个性玩具买回家，不会经常更换。这个数字，大约只在10%左右。第三，这个行业有很多灰色地带，卖假药和口服壮阳药泛滥，风险很大。

　　粉色潮流的暴利江湖

　　除了主要亲属，没人知道孙明从事的是这行。

　　2008年，大学毕业一年的孙明并未找到满意的工作，在考察了诸多项目之后，孙明便“头脑发热”进入了成人用品这个行业。

　　30多平米的店里挤满了图片夸张的包装盒和用白色塑料衣架挂着的美少女水手服，在记者打招呼的空当，孙明正把一款男用自慰器收到包装盒里，盒子上写着大大的“日本制”以及记者看不懂的日文。“刚卖了一个，这是日本货，比国产的进价贵一倍，”指着另一个写着“桃色名器”的花花绿绿的包装盒，孙明说。

　　“货最值钱，”孙明说。开店初期，房租和装修用掉20多万，其他基本都在货里。孙明的货90%都是欧美日本的进口品牌，虽然生产其实是在中国，但都是给国外品牌做的货，不对中国销售。“厂家把货卖到国外，我们再从国外弄回来”。货源如此，成本自然大大提高。另外一家同样做国外品牌的店主马先生表示，做进口货踏实，货安全，各种仿真产品的材质和国内品牌有着很大差别，安全性不用提，品种也要更全，很多高级商品国产品牌根本就没有。

　　“做国产货的太多了，做高端的少，同样的钱做国产品牌加盟能开十几个店了，也不需要这么大的地方，做进口货就是这样，”马先生说。

　　不过，在很多顾客眼中，不管是进口货还是国产货，这就是一个暴利行业。

　　“你们这是暴利行业，别以为我不知道。”在网上，很多顾客与情趣用品卖家讨价还价时如是说。这桩淡粉色的潮流偷偷滋养着投资客的灵感——暴涨的市场、暴利的产品，简单粗暴一如成人用品的包装宣传图片。

　　一款日本进口的男用自慰器，出厂价格每个17元，到中国之后加上税收等费用，成本为23元。即使商家为推广只卖24元，仍有大量顾客希望能更加便宜，“这玩意成本也就5元”。

　　自从1993年北京出现了中国大陆第一家情趣用品店“亚当夏娃”以来，这一神秘莫测的行业已经悄无声息发展了近20年，但大多数行外人对这一生意的印象都几乎不约而同——“很黄很暴利”。

　　暴利产品也分类别——“安全套等小商品卖的多，但利润低，不解决问题，其他商品利润率高，个别能卖到进货价的数倍，但买的人少。重复购买率也低，”不过孙明也承认这行的一个有趣的特点，“同样的产品，100元有人买，200元还是那么多人买。”

　　事实上，成人用品店心照不宣地有些暴利的小动作。在最近北京西城区药监局查处的一桩假药销售案中，开成人保健店的犯罪嫌疑人供认不讳，“以每盒8到8.5元的价格从一个骑电动车的人手里进了10盒司米安，分别以25到30元不等的价格卖给顾客。”一转手，一盒药翻了三倍。

　　要么是“伟哥”换个名字，要么是淀粉制品

　　尽管存在着暴利状态，但孙明并不相信什么情趣行业在未来会如何爆发式增长的言论。据其一美国品牌的代理说，美国一个家庭有2-3个按摩棒，中国10个家庭里只有一个。不管是不是真的，未来看似有多大的市场空间，在孙明看来，中国和美国没有可比性。“顾客接受程度的增长速度，永远也比不上成人用品店的扩张速度。感觉就是竞争越来越激烈。狼多肉少。”

　　情趣用品行业目前处于无监管状态，也没有相关国家标准出台。什么时候出、出什么标准，对行业影响的不确定性，也是风投迟迟不肯大规模进入这一行业的原因之一。

　　一个发展将近20年的行业，竟然没有任何一个主管单位牵头制定行业标准，这种畸形的状态让诸多企业无可奈何。

　　欢喜堂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粟卫国告诉记者：“行业标准包括产品原材料安全性标准，硅胶是否安全无毒，电子件是否合格。包装设计标准，不能太暴露、色情。销售标准，店里不是什么都能卖，保健品和药品就要看是否要归到药房渠道。”

　　不过，粟卫国也说，这么多年了，这个国家标准始终千呼万唤不出来，大家也很为难。标准就是壁垒，定高了吧，只有少数几家能存活，行业就死光光，定低了吧，又没有任何意义。

　　除此之外，市场上充斥着各种奇怪的药物，几乎没有任何安全保障。壮阳药和催情药则是这一部分市场的主流，从外表看无一不是图片炫目名字威猛。然而不管是哪一款产品，要么是“伟哥”成分换个名字，要么是只有心理作用的淀粉制品。催情药更是没有真正有效的，但仍然有很多不怀好意的男士踊跃购买。不少店都靠些保健品赚钱，有的进口“增大、增强”类保健品能卖到上万元。

　　“除了政策瓶颈，主要还是行业太散，没有大公司，资金来了也装不住。”蔺德刚说，“零售端要有投资进来，还得等规模，至少年销售要上四五千万元吧。”

　　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名叫《成人之美》。在书的序言里，性社会学家方刚写道：“和德刚交往中，他有一段话令我一直印象深刻……他说，自己从事性用品销售这行当后，心中多年看不到阳光……一层是自己的行业不在阳光中，不好意思对别人说;另一层，是觉得自己的行业没有前途，看不到赚钱的阳光。”

　　成人之美，没有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