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资养老院的红与黑

　　一边是“一床难求”，一边是“入不敷出”。在如今的养老体系中，身陷困局的不仅是老人，还有民营养老机构。

　　全国范围内，公办养老机构往往“一床难求”，常出现数百人排号的“壮观”场面。7000人排号，10年等一回的养老“奇观”，就发生在今年的北京第一社会福利院。

　　然而，占比最多的民营养老机构却因资金困难、设施欠缺等原因，面临入住率低的生存困境。

　　来自全国老龄办的统计数据显示，民办养老机构的床位使用率只有57.8%，目前能够自负盈亏的仅占9%，近4成民办养老机构处于亏损状态。

　　微利经营

　　61岁的刘万华，是山东省发展民营养老公寓的第一人，也是烟台“夕阳红”老年公寓的创始人。

　　10多年来，已经有600多位老人在“夕阳红”中安度晚年，并出现了多位百岁寿星。使老人“吃的舒心，住的安心，玩的开心，服务贴心，健康称心”的梦想，刘万华已经实现了一大半。

　　48岁那年，已经拥有一家帆布装潢公司的刘万华，意识到养老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她凭一己之力，投入上百万元，建成了烟台市第一个民营老年公寓项目。

　　13年后的今天，位于当年海军营房旧址的一期工程已经实现了盈利。占地14亩的二期老年公寓项目，也顺利走出了入不敷出的经营困境。但从企业经营和投资的角度来说，民营养老机构面临的困难还有很多，稍不注意就损失惨重，分文不剩。

　　据刘万华介绍，虽然一开始并不是出于盈利目的而创建老年公寓，但项目在运营第一年就拉下30多万元亏空，无疑沉重地打击了自己。

　　“4年下来，老年公寓共亏损了100多万元。”刘万华表示，对于一个个体老板来说，这是非常痛苦的煎熬。当时很多仿效她创办老年公寓的人，早已纷纷放弃，转而投资别的行业。

　　刘万华总结，长久以来，造成民营老年公寓步履维艰的最大原因，在于微利经营。民办养老机构往往前期投入大，但见“饷”慢。资金的匮乏，拖垮了许多民营企业家。

　　“说句心里话，开办民营老年公寓，更多的是一种积善行为、良心工程。”刘万华介绍，如今的“夕阳红”老年公寓，一个床位连吃带住，每位老人每月需支付1000元左右。但养老院抚养一个老人，每个月需承担的房租、员工工资、水电费用、伙食等花销，在800—1200元之间，仔细地算下来，利润近乎于零。

　　至于补贴方面，记者询问的省内多家民办养老院几乎都没有补贴，如果是村里自己办的养老公寓，所用土地会不要钱，但是建设、装修、买设备都是要自己投入，“就好比办公司，你能让谁补贴你?”济南市绿景苑老年公寓办公室主任刘伟向记者表示。

　　“夕阳红”养老院拿到的政府补贴是一次性10万元。2009年，烟台市出台了《市级财政扶持城镇养老服务机构暂行办法》。办法规定，凡属城镇为老年人提供住养服务达到50个床位以上规模、正式营业1年以上、入住率70%以上等要求的民营养老机构，可以享受一次性10万元的财政补贴。

　　值得一提的是，要获得这10万元补贴，“夕阳红”必须先达到上述所有要求。

　　“实际情况是，我们投入的资金要远远大于这10万元补贴，而且还要承担大量床位长期空置的成本压力。”刘万华认为，政府不仅要给民营养老机构“输血”，还要帮助他们提升自身的“造血”功能。

　　然而，补贴仅仅是一种临时的政府救济，目前尚没有形成长效的补贴机制。对于很多民营养老机构来说，补贴成了政府偶尔“犒赏”的一顿肥肉，大部分日子里，他们只能过着“咸菜+玉米面”的生活。

　　赡养有风险，护工难寻找

　　除政府的长效补贴外，护工难找也一直困扰着民营养老机构。长久以来，养老行业从业人员的平均年龄在45岁至50岁之间。除养老院自行组织的培训外，养老护工并没有成为一种职业，更没有统一的培训。

　　一家养老院的护工向我们介绍，他们分白班晚班，每天早上五点半开始就要照顾老人的洗漱穿着，喂饭、喂药，还要负责洗碗、洗衣服、打扫卫生，搬动老人去晒太阳，照理老人的大小便等诸多繁琐的事情，直到晚上六点才能休息。而值夜班的护工，则向我们透露，夜间的工作压力也不小，因为他们面临着的，是深夜或凌晨里的无法预知的死亡，而他们当中，大多并没有过养老院的工作经历。

　　事实上，这些护工全部都是农村妇女，文化水平较低，无一接受过专业的培训。客观来说，她们的工作环境并不好，很多老人都是有病在身，一些还患有皮肤病。另外，她们的工作量也比较大，一天要工作十二个小时，一个护工要负责六个老人。可以预见的是，他们的护理工作无法做到如何细致，更谈不上符合标准。而他们的工资，却也仅仅只是千元左右，没有其他社会保险。

　　也正是因此，即便是一些在农村里能吃苦耐劳的妇女，也难以长久地从事这份护工的工作，这使得养老院的护工人员更替较为频繁。

　　“护工不仅要打扫卫生，还要给老人喂饭、吃药、擦洗身体，必要时还要帮老人端屎端尿、擦洗大便。年轻人嫌脏，中年人难为情，年纪大的又干不动。”刘万华表示，从创办“夕阳红”老年公寓至今，因为护工难找，自己实际担任的职务一直是护理员。

　　“夕阳红”现有11名护理人员和50多位老人，“以后还会有新的老人进来。”为了更好地照顾老人，刘万华夫妇也亲自参与护理工作。采访过程中，刘万华多次被老人招呼出去帮忙。

　　面对辛苦，刘万华说，从事养老服务这一行，吃苦受累都不怕，“本来就是伺候人的工作。”居住的老人中，有的患有老年痴呆症，常常刚吃完饭没多久，又开始嚷嚷饿了;有的老人则情绪不稳定，这一刻还笑呵呵的，下一秒就哭得稀里哗啦。

　　“必须照顾好每一位老人。自己再怎么注意细节都不为过，因为出了事就是大事，直接影响养老院的形象和经营情况。”

　　回忆起之前发生的一起“事故”，刘万华至今心有余悸。“有一位老人弯腰穿鞋的时候，突然暴发脑血栓，昏倒在地。由于自己当时没在场，以致老人错过了最佳的就医时间。最后，老人的家属以照顾失误为由，频繁找麻烦，进行敲诈勒索。”

　　事情发生后，刘万华既为老人的去世感到自责，又对民营养老院面临的经营风险感到无奈。

　　“虽然我们签有护理合同，但老人一旦出现意外，风险却几乎全部得由我们扛。”刘万华告诉记者，业内把不能自理、易出意外的老人称为“高危人群”，即使子女们愿意出高价，很多养老院也热情不高。

　　就此问题，记者走访了位于北京和烟台地区的10家养老机构，其中9家养老机构的负责人认为，医疗纠纷是他们在经营过程中最害怕发生的风险因素。目前我国法律对机构养老中出现的医疗纠纷并没有明确的责权划分，一般只能按照普通的民事诉讼程序进行。此外，大部分民办养老院没有医疗救助资质，遇到医疗纠纷时往往无所适从。

　　养老院里的阶层进化

　　记者走进济南绿景苑老年公寓时，正遇到80岁高龄的李老先生在打台球，他表示自己从选择到住进养老院，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思想斗争”，“希望跟孩子们一起的心理在作祟。”而且，同住的另一名老人总是声音很吵，不是打呼噜就是开收音机和电视，让他一开始很不适应。

　　李老先生的情况不在少数，入住养老院后存在的“混住”、“生活习惯不同”、“孤独”、“缺乏医疗条件”、“护理不规范”等问题，又使一些老人不愿意去养老院，导致养老日益成为个人或家庭的沉重负担。

　　记者在绿景苑老年公寓注意到，入住养老院的老年人大部分都是七八十岁以上的高龄老人，他们往往都患有一些慢性疾病，所以医护条件是老人选择养老机构的重要条件。当初李老先生就是因为自己的冠心病和腿脚不便而选择了这里，“医保可以报销，离市区也不是很远。”

　　在章丘市祥福养老院，记者了解到，虽然比起济南的民办养老院，这家公寓的条件要“艰苦”很多，不过在工作人员打开的房间里都住着老人，而且80%的房间都是长期满房。

　　当记者问起如何选择房间时，工作人员表示，“孩子孝顺的、家里经济条件好的，老人一般都住套间，而且还会雇全职护工;家里条件一般的，就会选择标准间，护工也是多人共用一个。”在记者看来，老人们的居住条件与孩子们的“孝顺程度”和“家庭条件”是直接挂钩的，仅有一层之隔，老人们颐养天年的岁月也被打上了“阶层”的区别。

　　“我有5儿1女，可是没有一个愿意为我养老，只能到这里来了。”在105房间，记者与88岁高龄的田珍仙老人聊起来。“我身体不好，不能起床，命苦啊。”田珍仙一直重复这几句话。

　　当记者问及养老院的情况时，她说，“我没有社会保障和福利，只能住民办的，服务还好一些。因为比其它公立的贵，孩子们都有怨言。”田珍仙还提起了三层套间的居住生活，似乎能住上套间，她就能舒坦很多。

　　调查中，三、四线城市的养老体系因为不及北京和上海等一线城市发达，所以养老的基本配套设施也较为匮乏。居住在养老院的老人们有些还是有多个子女，但是像诸多有“80后”独生子女的“421”家庭，未来的养老问题面临更大的挑战。

　　“作为普通发展城市，近2/3的老人退休金在1300—1500元之间，还有一些本身没有任何收入，全靠子女缴费。”在济南市第一老年公寓，记者从公寓管理科工作人员口中了解到，目前大多数老人的收入都只是刚刚过低保线，只能维持基本的生活费用，要是患病转院治疗，医保如果不够，只能儿女们凑。

　　“目前‘421’型的家庭结构，凸显居家养老很多障碍。而社区养老模式中，机构不完善，设施不配套，医疗无保障，也难获青睐。”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寸草心敬老志愿者联盟主席刘红尘，一言点透未来年轻人养老的问题。

　　刘红尘表示，按照国家养老规划提出的“到2015年实现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30张”的要求，目前山东养老床位缺口为10万张，到2015年缺口将达到25万张。而目前的养老机构平均入住率却只有40%。山东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相对滞后，整体上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