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高税赋绑架的中产们

　　一辈子要交100万的税。

　　你没看错，这不是富豪们的故事，这是目前中产们的税赋现实。

　　税收近9万亿，同比增幅22.6%，这是2011年中国人的纳税现实，自2004年起，中国一直在提“结构性减税”，但财政收入从未减少，连减缓增长都没有，每年增长速度都比GDP快10多个百分点。

　　在最近召开的两会上，税改成了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所有人都觉得税负沉重，但这个沉重究竟沉重在哪里，该如何缓解，几乎没人能说的清楚。我们是如此缺乏税制常识，我们不了解自己交的税去了哪?在一片混沌中，税负变得越来越重。

　　100万税赋重不重?

　　很难想象，作为城市里的中产者，这一辈子都要交100万元的税。

　　按照现行税率简单计算，账单如下：如果你年薪15万，从25岁工作到60岁，这35年间缴纳个人所得税52万元左右(已扣除社会保险等)。

　　根据中国的习惯，这一生通常你至少会买一套100平米左右的房子，假设是150万元。如果这是你的唯一住房，至少需要缴纳2万多元契税和其他一些零星的各种税。在建造这套房子时，开发商要向国家交多少税费至今也没有确切的说法，姑且按较低水平的10%来算，那就是15万。

　　如果你买一辆国产的20万元左右的车，其中含的税至少有七八万元。倘若是进口车，就要交得更多。

　　如果你给孩子买奶粉，用护肤品，看电影，有时要在外请朋友们吃饭，偶尔还买个iPad3什么的，平均每个月花费3000元左右，则要缴纳的税为600元以上。到60岁时，为此交纳的税为25万元以上。

　　加起来一共是102万元。这还不算你在25岁之前和60岁之后的所有花费。

　　这个账单的数字，远远大于每个月我们工资单上的缴税数额。

　　这与中国以流转税为主的税制结构有关。在每年的税收总额中，只有6%左右来自个人所得税，70%以上都来自增值税营业税等流通环节的流转税。

　　从早到晚，即使是在睡梦中，你都挣脱不了那张沉重却隐蔽的税网。

　　对于纳税，人们通常会下意识地首先想到，我的税务负担究竟重不重?一些专家认为中国早已是一个宏观税负偏重的国家，而政府方面则认为中国征税还不够多。最典型的例子是，2009年底《福布斯》指全球税负痛苦指数中国内地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法国，而国税总局局长肖捷却认为中国的宏观税负还无法满足公共支出需求，“今后十年中国税收占GDP比重还将继续上升。”

　　事实上，中国的税收制度建国以来一直在变化。根据记者调查，目前政府多个部门都有征收税费的权力与行为，甚至税务部门本身对中国税种税目税费区别等等的筛分都没有“标准答案”。

　　目前，对国人征税最直接的法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它规定着人们从工资，到稿酬，到偶然所得的各种收入都必须纳税。但是，你如果想知道缴税的个人明细，这相当不容易：与港澳地区等公民能收到详细的税单不同，中国公民一般需要主动到相关部门才能获得个人的具体税单，流程还需通过单位证明等，颇为复杂。

　　而更多的税种对于公民来说是“隐蔽”的。譬如增值税，这个税征收范围包括“所有的工业生产环节、商业批发和零售环节及提供加工、修理修配的劳务以及进口货物”，也就是说，一个商品在生产和商业流通中的每一步都要分别缴税，消费者只要购买它，就已经缴纳了商品价格17%或13%(增值税税率)的税款。比如你购买了一袋价格2元的盐，这个价格里其实包含有约0.3元的增值税。现实是，消费者几乎每天都在消费，却不知道自己在消费的同时，已经在纳税了。

　　在现实社会中，几乎已经没有能完全自给自足的个人，或多或少都要购买自己不能生产的消费品。所以，个体的消费活动和企业的生产活动、销售活动一样，都在纳税，只不过有些是直接交了税，有些是间接交了税，但归根结底，羊毛出在羊身上，对企业的征税，通常都可以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譬如产品税和营业税等由企业承担的税项，出厂前就会列为了产品的成本。这些间接的税项，还包括销售税，对汽油等消费的额外征税等等——表面上对的士和飞机征税，实际上司机可以直接让乘客来承担这个税项。

　　看不见的税

　　曾有媒体为缴税进行过具体的估算：一个人异地买房，付款中地价约占30%，税收约占17%：实际上转嫁给消费者的开发商缴纳税项约13%，购房者自行缴纳约4%，“大约47%的购房款交给了国家”。

　　增值税、个人所得税、购房契税等上述这些税目，无论如何还是名副其实的税负，而更多的税负支出却是你看不见的行政性收费。

　　事实上，在中国，除了目前两个法定的征税部门——税务局和海关征收的各类税目外，更多的税负支出是以收费的形式出现的，工商、环保、质检、公安、卫生、教育、交通等众多部门都有各自的行政性收费名目，这部分的支出不仅多如牛毛，而且异常复杂。仅以交通出行为例，私家车有过桥费，乘坐的士有燃油附加费，乘坐飞机有机场建设费、燃油附加费……

　　著名财税问题专家、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炜光曾这样表示：“我国税制与国外税制有一个重要区别，就是政府的财政收入除税收之外，还有一个几乎可以与它并驾齐驱的收入群：预算内收费、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把这些统统加起来与GDP相比较，才是真正的‘宏观税负’……所有这一切，都被一些官员有意或无意忽略掉了。”

　　在单线的征税鼓动下，缺乏专业的帮助，甚少中国的打工者——包括收取工资薪酬的员工以及他们的上司——能对收入进行税务的估算和规划。根据记者的了解，北京、广州和上海等城市年收入达到10万以上，20万以下的雇员群体中，没有一个有专业税务人士帮助的经历与意愿。

　　在西方，由于民主机制以及政治竞争的存在，中产阶级的税单一直是政客们争夺的重点。近两年，英美国家都在酝酿对中产减税而对富人加税。英国联合政府开征，提高了富人的个人收入所得税;美国股神巴菲特说：“中低产阶级的税额，或甚至较高阶层的中产阶级的税额，都应该再进一步降低。我认为金字塔尖端的阶层，或像我一类的人们，应该缴纳更多税额。”

　　中产成了高税率的靶子?

　　3月9日下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会议后，卫生部部长陈竺接受了记者采访，他建议调高烟草税，降低烟民数量，将健康城市的概念充实到卫生城市的内涵中。陈竺说，前年针对高档烟调整过一次，但“中低档烟的调税势在必行，我相信人民群众会支持的”。

　　这样的言论你一定似曾相识：为了给股市去泡沫，调高印花税;为了给房地产降温，酝酿物业税、房产税;为了保护环境，出台车船税;于是现在为了控烟，又要开始继续提高烟草税……这些花样繁多、不断涌现或调整的税种，背后无不有一个光明正大、堂而皇之的理由;而这些理由和调整的背后又无不有一个共同点——调高税率，当然它们还大都有一个共同承受者——城市中产。

　　这些“理由”真的是上述税收调整背后的真相吗?我们不得而知，也无从而知。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靳东升曾说：“中国流转税类比重偏高，财产税类比重偏低，特别是对有产群体的财产征税显得有很大的不足，累退性特征比较明显。”言下之意就是，目前对有产者明显征税不足。

　　有产者是谁?显然又是所谓的城市中产一族。

　　近年来，中产一直是国内热捧的一个话题，按照中国社科院一份报告，中产阶层在中国人口中所占比例为23%，也就是说在13亿人口中，大约有3亿人已属于中产之列(尽管中产的标准至今仍无统一的定论)。

　　培育中产是个大工程，税负显然是其中的重要一环，但各种接踵而来的“税收”似乎却在不断挑拨着这个阶层的脆弱神经。没门路的只能被动纳税，而有门路的，比如资产较多的人，尤其商业贸易等领域的企业主，则成了民间避税，乃至偷漏逃税的活跃主体群落。譬如，他们能通过境外公司或分散贸易等方式对付税务部门。

　　对于广大的雇员群体来说，如果没有雇主主动的避税安排，通常都只能随着各政府部门税收立法和执法的改变而被动接受缴纳的波动。对于更多的中产雇员来说，要合理地避税，更多的还需要愿意投入此工作的雇主，或者雇员自己的努力。

　　很多网络攻略已经列出了各种避税的方法。譬如，如果你是自己去创业的人，可以设法多雇佣下岗工人或退伍军人，达到一定的比例，就可以免征3年营业税和所得税;白领们也可以与雇主商议，通过薪水的合理分解而达到节税的目的。这也是如今人们应对数不清、看不懂税费的现实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