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煜辉：通胀与流动性之惑

■通胀背景下的中产样板·延伸

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

　　２００９年世界经济中国单骑救主，然而功高至伟的中国积极财政政策和超越“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如何退出？在强烈通胀预期下又应该如何管理通胀与通缩？ 

“池子论”是一种误读

　　《齐鲁周刊》：通胀和流动性之惑一直是热点。最近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池子论”，即面对可能会引发的热钱流入，周小川提出“池子”理论：将热钱放进一个池子里，而不任其泛滥到实体经济中去，待其要撤退时再放出去。很多人猜测这个池子可能是股市。您怎么看？

　　刘煜辉：“筑池股市”这种理论是经不起推敲的，流动性并非哪个国家机构能够控制的，热钱也关不住，央行怎么能管我买股票还是抛股票？如此热钱怎么能被控制在池子里不溢出？

　　我想周行长可能有更深层次的设想，现在的“池子理论”很可能来源于公众的误读。

　　《齐鲁周刊》：最近有这样一个故事，１９７７年成都的汤阿婆将４００元存入了银行，当年这个钱能买下一座房子。如今连本带息拿出来只有８３５元整，只够买两瓶茅台。有人说，通胀就是穷人的专杀工具。

　　刘煜辉：这说法太文艺了。通胀对普通人的影响一向大于富人，普通人的资产大多是银行存款，利息永远赶不上物价的涨速。可是富人不一样。福布斯从来不计算富豪的银行存款，其绝大部分身价是股票、房产，他们拥有更多对冲通胀的方法。其实这也是中国式通胀的货币逻辑的反映。
　　
 

中国式通胀的货币逻辑

　　《齐鲁周刊》：能否谈谈中国式通胀的逻辑？

　　刘煜辉：我们把时间跨度从２００３年拉伸至当下会发现，中国物价上涨主要来自城市服务性价格的大幅上涨以及食品价格上涨的推动。中国式通胀的逻辑线条也就变得异常清晰。

　　第一条线条是：货币超发——资产泡沫（楼市飙涨）——城市服务性价格快速上涨，商业中最大的成本来自地价，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百货商店的销售价格比网购商品的价格贵出好几倍，在中国销售的品牌商品价格比西方国家的售价至少要高出百分之五六十。

　　第二条线条是：城市生活成本快速抬升——城市用工就有了涨薪的需求——城市工资的上涨意味着农业劳动力的机会成本上涨——从而牵引着农产品价格趋势性上涨。

　　我们一直在寻找这样的数据实证来分析近年来中国食品价格上涨的原因，我们发现，２０００年以来中国的农产品价格与劳动密集型程度呈现显著正相关，暗示农产品价格上涨远非结构性原因：气候、灾害而减产，而是劳动力成本上扬，可以看到蔬菜、棉花等劳动力耗费多的作物的价格涨幅远高于小麦、稻谷。

　　超发的货币大量向资本品走，土地和地产近年来急剧涨起来了，城镇的生活成本、商务成本就上去了，劳动者的实际生活支付能力是在下降的，已经达到了一个不可能承受的地步，当然要被迫倒逼着的推动工资涨。这种东西是相对的，务工成本涨意味着务农的机会成本涨，于是牵引着农产品必然趋势性地涨。反转过来工业的利润变得越来越薄，更多资金从实体出走，推动着资本品价格更快速度的涨，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

　　当下中国“宽货币、紧信贷”搭配的金融政策选择，使得资产泡沫软着陆前景难现，而通胀却愈发严重。在我看来，“宽货币”拐点出现前，中国式通胀已经演变成一种长期压力。

中国怎么应对通胀？

　　《齐鲁周刊》：美联储实行第二次量化宽松政策，这让流动性本已过剩的中国人更加担心了。我们怎么应对？

　　刘煜辉：量化宽松政策，其实就是通过印钞票来增加流动性。新兴市场怎么办？一方面要制止资本流入，另一方面还要准备后事，在市场转向之后，阻止抽逃。堵从来都是堵不住的，无论是进还是出。

　　对中国来讲，抑制资本流入的唯一选择或许是主动有效的减慢经济发展速度全局收缩。换句话讲就是去掉实际汇率升值的“势”，减速意味着信贷需要严格地紧缩，长期利率要上抬以抑制地方政府的投资的冲动和财政需求，要忍受结构调整的阵痛期。

　　如果新兴市场都这么干，美国将“吃不了兜着走”。

　　那些认为加息和紧缩将导致更多热钱，火上浇油的想法是虚妄的。中国将会被“生死劫”套死。